昨日军统(653)

据张圣才自述，他从蔡诚仁处得到不少情报，也曾向汪精卫身边派人，甚至做过刺杀汪精卫的努力。但他说的都缺乏旁证，而且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跟文强晚年出版的那本“口述自传”一样，特别像老爷爷给少年人讲故事，所以就不说了。

此后周伟龙离任，王天木接替，张圣才回忆说：

“军统上海区换了新区长王天目，他与区里干部，副区长赵理君、秘书郑寿源合不来，两人是旧情加新仇，与王天目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副区长经常将王天目的毛病报告给戴笠，王天目常受批评，他也知道是谁提供的，所以，王天目对这两个人很有意见，对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经常来我这儿，一起去玩，什么话都说一点，比如区里的矛盾啊等等。他说戴笠听信他手下的话，不听自己的，让他很难做事。”

按：张圣才的回忆是他人根据录音整理的，故在人名中经常出现“王天木”写成“王天目”这类现象；而秘书“郑寿源”当指上海区书记“郑修元”。

张回忆说：“但没想到事儿会如此严重，王天目叛变了，将区里所有的花名册给了日本宪兵，整个区都破坏了，结果副区长与秘书以为我与王天目是一派的。事实上王天目是区长，他叫我做事我自然去做，但我与他没有太深的私人关系。副区长与秘书以为我是他们的人，结果我是被误会了，他们两人都没有通知我，结果我派到敌人内部的一些同志被日本人抓了，两个被枪毙。”

被捕的人里，就包括蔡诚仁，张圣才说：“那时情况非常严重危急，但他的背景后盾是土桥，他是替土桥挣钱的，土桥支持他。还有一位贺知鹰二，也是蔡诚仁特务的上司，蔡诚仁常有钱给他，于是他们都去讲情，结果蔡诚仁只是被禁闭了十个月而已。”

按：“贺知鹰二”即“和知鹰二”。

接着张圣才也被捕了，但因军统和其朋友营救得法，有惊无险，没过多久就给放了出来。

此时，上海区已改称沪一区，区长也换成了陈恭澍。

在陈的回忆中，与郑修元一样，也说张圣才是“情报第三组”组长，而不是张自己所说的“第七组组长”。陈还说：

“（情报第三组）组长张圣才，副组长葛越溪。张圣才他调后，葛越溪继任组长，这一组好象清一色都是福建人。二十九年任伪组织杭州市市长的吴念中兄，也是该组的成员之一，他也是福建人。在上海，笔者和张圣才、葛越溪都没有会过。”

按：葛越溪亦是cp出身，参加过“闽变”，此后成为张超的班底，再后来又选上了“国大代”，经历极丰富，网上资料不少，但均未提及军统这一段，所以就不写了。吴念中则会在后面写到。

对于张圣才们，陈恭澍似乎印象一般，他评价说：“我对于该组有一种观感，总觉得他们别具型态，如果用‘官僚政客’作形容，虽不适当，却也近似。”

因此后张圣才很快被戴笠调离上海，因此他并没有见过自己的新上司陈恭澍，在回忆中亦未提及。他说：

“我出狱之后，在上海基本上无法活动。军统局决定调我到香港，但很多事要清理交代。放出来是八月中旬，我拖到十一月初才去香港。到香港之后，戴笠来电报，说要我做一件漂亮的中山装穿去重庆，蒋委员长要接见我，我就照做了。在香港呆了一个多月，到十一月底才去重庆。”

前面说过，“制裁”耿嘉基的命令是1939年11月上旬下达的，通过对郑修元、张圣才回忆的互相印证，他俩的记忆均准确无误。

郑修元回忆说：“由于保持组织安全的关系，在区部所属各外勤单位彼此之间，向不准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不使万里浪与张圣才直接晤洽，而由我居间联系，届时张组长依时应约，我亦按时到达大光明大戏院售票处与他碰面后，即转至隔壁的光明咖啡馆等候万里浪。不料等到五点四十分，还未见他到来。我乃回到戏院，告知圣才，该一持有照片之同志，未曾依约前来，也许发生事故，吾人可先离去。”

在回忆中，郑解释说：“因在陷区从事特工，习惯上凡同志间之约会超过五分钟，便须提高警觉，迅速撤离，盖恐对方出事，免遭株连。此次约会，因为万里浪是行动队之负责人，在此以前，并未获情报，万有何不当行为，况且前此不久于十月十八日万队还执行过一件制裁曹某案件，获致成功，当然不虞有他。故在光明咖啡厅比平常多停留了五分钟时间，于五点四十分才离开。”

按：郑修元所说的“况且前此不久于十月十八日万队还执行过一件制裁曹某案件”，当指前述之程海涛案。

郑修元回忆说：“翌日（十一月十日）忽接万里浪致我一函，据称因耿某照片，昨天未曾取到，故未依时赴约。现已取到照片，请于明日（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仍订五点半，改在静安寺路dds咖啡馆（按：dds咖啡馆，上海当时共有两家，均为一白俄所开设。一家在上址，另一家设在法租界霞飞路上）会晤，面交照片。”

郑修元说：“我接到该函之后，准备第二天依时亲往应约，不过未再另约张组长，拟待届时从万里浪手上拿到照片之后，再去圣才住处，交其一阅。”

郑回忆说：“第二天下午五点，我先去霞飞路一家德国人开的咖啡馆，与行动第二队内勤负责人邵飘萍（邵系行二队队长赵圣之得力助手，亦系杜先生门下。此人与过去被杀之名报人同名，但非一人）晤洽工作事项，谈完之后，时针为五点一刻，即乘黄包车经巨籁达路、福煦路，出同孚路拟去dds赴万里浪之约。”

当黄包车行至“同孚路中国银行附近”时，郑修元意外地看到万里浪“迎面走来”，即停车问道：

“你不是约我五点半到dds咖啡馆会面的吗？你上那儿去？”

万回答说：“我去拿照片，请你先去那里等我，我马上就来。”

郑修元回忆说：“我当时毫不怀疑，跳上黄包车，拉向相距不远的静安寺路dds咖啡馆，到达门前下车。”

一进门，郑就感觉情况有异：“不料我刚进门，忽然瞥见在我右前方一张四方台子上，有三面各坐一名类似打手的家伙，内中有一个面对店门身体高大的中年男子，上身穿的是藏青色西装。见我进来，即向同坐两人，朝着我用嘴唇翕动了两下。我立刻警觉到，这情形有点不对劲，但仍然走直线方向的火车卡座内，准备坐下之际，我回头瞄一下那三名大汉，却正全部以目光注视着我。当时感到事态严重，乃不再坐下，立刻返身走出。”

郑回忆说：“当我刚拉开店门，站在门前面对马路，正拟急步离去，该一呶嘴对我的家伙，也立即赶了出来，挡在我的前面，用他的右手将我左手靠近戴手表处夹住，并用上海话问我：‘侬到此地找啥人？’我说：‘找朋友。’此际我心里想到，今天定遭敌伪绑架，恐将难逃厄运。”

正在这个当口，一个意外出现的人替郑修元解了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