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52)

正在危殆之际，戴笠来电，“说陈仪枪杀了张超，还要逮捕你，叫我赶快离开漳州去汉口，把任务移交给原闽南站站长陈式锐。”

这样等于便宜了陈式锐，把不久前“弃职潜逃”那一篇儿，轻轻巧巧地就给翻过去了，算他运气好。刘浑生多少有点庆幸地说：

“待张返漳，又得通知，原闽北站站长张超已被陈仪杀害，此案牵连到他（陈仪已下令缉拿他），军统局调他去上海任军统上海区情报组组长。张圣才离漳后，遗下闽南站站长一缺，军统局仍令陈式锐留任。”

对此，张圣才回忆说：“我5月15日接到军统电报做闽南站站长，到6月初重建站，离开漳州是6月底，前后只有一个月多一点儿。我当军统闽南站站长，短短的时间里，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第一是漳州组长柯鸾生被绑架；其二是厦门站和电台终于恢复工作；第三是碰到张超被陈仪杀害，我本身面临逮捕的危险。几乎没啥成就吧。”

离开漳州，张圣才先到香港，没有马上去汉口——对于张超的死，张圣才极为痛心，他要在香港好好“恶心”一下陈仪。

张回忆说：“香港许多同乡听说陈仪杀害张超，再加上我说了一些情况，知道陈仪是亲日派，在福建反对抗日，反对群众运动，对抗战持怀疑态度，一味要与日本人讲和。香港的同乡很愤激，留我在香港组织反对陈仪，驱逐陈仪的事，我们发宣传单和宣言，从海外打电话，反映陈仪反对抗日的情况。”

张还说：“这些事儿做得相当露骨，为何军统局不反对呢？原因就是戴笠对陈仪也是有看法的，但又没法对付，因为陈仪是政府大员，又是政学系的领袖，戴笠真是没法给他皮痛，我在香港所做的，则是因为他反对抗日，我们揭露他投降派的行为。”

1938年8月9日，张圣才赶到汉口，见到了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少将——就在九天前的8月1日，军统局刚刚“挂牌”成立。

张回忆说：“戴笠一见我，表现得非常痛心，说张超死的时候，他找过蒋委员长，他说我跪在蒋委员长面前痛哭流涕，张超被杀，我的事儿就不要做了，我没面见人，军统局我也领导不了了！蒋介石对他说，你干嘛要这样，难道我无法帮你么？没办法替你做主么，难道你就不相信我这个委员长么？蒋介石下了一条命令，将配合陈仪杀张超的福建保安处处长叶成，扣到汉口，戴笠说，现在叶成正在审问中，他说我一定要为张超报仇，你自己不要有什么行动。”

——戴笠是知道“二张”间的感情的，张圣才分析说：“他是怕我自己去对付陈仪。”

谈完张超，戴笠派张圣才到上海区去当行动组长，领导张超原来的一些手下。张圣才回忆说：

“戴笠本来要调张超去上海的，现在张超死了，上海有一些福州的工作人员可以成立一个组，戴笠就叫我到上海领导福州组。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张超介绍了一组人去上海，有的是积极的爱国者、有的是有可能混到伪组织里活动的人，这些人在上海等张超。张超死了，无人可领导。戴笠就叫我去。”

1938年8月，张圣才来到上海，他回忆说：

“上海军统局有一个区，由区长领导，成立了一个第七组，我就是第七组组长。领导张超在福州选派的、准备到上海深入伪组织里的人，总共十几人，都是过去在政治上有名誉的人，所以与敌伪方面能深入接触。我到上海后，主要任务是用各种办法派福州同志进入南京、杭州、上海的敌伪机关，有的在省政府、有的在杭州市政府、有的在上海市政府、也有一些在宪兵部里的，主要是做情报。他们都忠诚爱国，做得不错，取得了许多重要情报。这是主要任务。”

这时，上海区区长还是周伟龙，根据军统的纪律，某一个特工，只能与极有限的几个人发生直接联系，其上级的工作指令，只能通过交通员送达，这当然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惟其如此，交通员一旦出事就非常麻烦，因他认识的人、了解的秘密据点，可能比区长都多）。因此，在最初，张圣才并不知道上海区区长是何方神圣。

——早先，张圣才认识一个台湾人，叫做蔡诚仁，也是日本“陆士”毕业生，这人并非军人，但有日本军方背景，张圣才将高诚学转移到台湾，就是通过他的关系。此时，蔡诚仁也在上海，依托日本特务机关发了大财，同时也帮他们搞情报，因此张到上海不久（张是公开到上海的），蔡就知道了，马上来看他。

张圣才回忆说：“蔡诚仁来找我，问我为什么到上海？我说我过去反对蒋介石，蒋介石抓了我三次，这次抗战开始他仍然将我当作敌对分子。我站不住脚，打算去南洋，厦门已经沦陷，已经没有船出口了，我到上海是准备等船到南洋去的。”

事实上，蔡诚仁应该知道张圣才的真实身份，但他与张属于亦敌亦友的关系，可能也想通过对方搞点情报，因此并不点破。张回忆说：

“他（指蔡诚仁）说他当时在上海，都还顺利，但有一点顾忌，这时上海常暗杀汉奸，主要是杀台湾人和日本人，暗杀之风相当盛。他在上海算是中方人物，很多人认识，所以出入相当危险。他来并不是叫我做事，是朋友之间交谈而已。”

张装傻说：“谁在搞暗杀？”

蔡说：“是军统局的。”

张又问他：“谁在上海负责？”

蔡说：“是周道三。”

周道三即周伟龙，至此，张圣才方知，他的直接上级究是何人！

说来也巧，张圣才早就认识周伟龙——他在南京坐牢的时候，居然与周是“难友”。

于是张顺着蔡的话说：“周道三我好像认识。”

蔡也装傻：“你怎么认识他呢？”

张说：“我在南京坐监狱的时候和一位叫周道三的人同监，不知这个周道三是不是那位周道三？据我所知那个人就是军统特务，关在狱里实际上同时是在监视这些政治犯，在监狱里我们说话相当投机，有一点交情。”

按：前面说过，周伟龙因与邱开基“窝里斗”，虽扳倒了对方，也得罪了不少人。为平物议，戴笠将他关了一段时间，抗战前夕才放出来，并派到上海当区长。

蔡听了说：“你若和周道三认识，若能和他说话，能不能替我说点话。”

张说：“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你把他的住址给我，我来试试看。看是不是南京那个同监的人，如果是就好说话。”

就这样，通过对手提供的联系方式，张圣才很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直接上级周伟龙。

见到周，张献策说：“蔡诚仁在上海是这样的人，政治背景当然是台湾军部，这时军部那个参谋长土桥已经是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区部队的总司令了，蔡诚仁这个人有利用的价值，我想争取他来为我们做事。”

按：“土桥”即蔡诚仁的靠山。不过张圣才说的“土桥”是“日本驻上海、南京、杭州部队的总司令”，这个恐怕有点问题，应系误记。

对此，周很赞成，说：“这样吧，你就对他说我果然是你的朋友，看他有什么要求。”

张又去找蔡，说：“周道三果然是与我同监的人。周道三说蔡诚仁在上海是有名的特务，他如果能和我们合作，一起抗日是很好的，如果肯与军统合作，就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蔡诚仁问：“合作什么呢？”

张说：“你拿情报给军统上海区啊，就是周道三嘛。”

蔡“考虑”了一下，说：“我要如何拿情报给周道三呢？周道三住的地方日本人都知道，我一去马上就暴露身份了嘛。有谁能替我拿情报嘛。”

接着蔡“建议”说：“你不要去南洋嘛，你替我做桥梁。我把情报交给你，你拿去给周道三就是了，这样我才放心，要不这情报我是不敢做的。”

张圣才回忆说：“所以表面上是蔡诚仁留我在上海的，不是我自己。其实我与周道三的关系也是他的关系，就是说也是从蔡诚仁那里来的。”

——张与蔡的这番往来，真真假假，里里外外，互相骗，彼此还都特真诚，这碗饭，真不是寻常人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