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50)

还不到两个月，1936年9月，张圣才第三次被闽南站逮捕，看来陈式锐是铁了心地跟自己这位同乡兼学长“杠”上了。

这回事情的起因比较复杂——当时全国反日浪潮高涨，许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理，即多搞出点事端来，促使中日之间越早“翻车”越好，早打早痛快；但当时的国府正好相反，希望把中日间的这一战尽可能地往后推，老百姓看着有气。

恰好在这年9月3日，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在广东北海以间谍嫌疑狙杀日本人中野顺三（即“九三事件”），再加上此前不久的“成都事件”，引发日方严重抗议。原本参与“闽变”的一些人受到“启发”，“看热闹不嫌事大”，想着如果在福建也弄出个类似的事情，会不会有助于尽早把中日之战给“激”出来。于是他们看中了张圣才，认为张“有能力找人来做这些事”。

对此，张圣才的头脑非常清楚，他回答说：“我绝对不可能这样做，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抗日救国的原则，我不能做这样的事。”

张的身边，就有陈式锐的人，此时陈已经接替连谋当上了特务处闽南站站长，这次真的被他抓住把柄了——参与“闽变”的人，不问可知是反蒋派，张圣才与他们接触，还能有什么好事！

张圣才回忆说：“这一次戴笠就坚决逮捕了我，这次逮捕直接送到南京。那时是从厦门把我抓走了，厦门公丨安丨局或者是特务，组织三十个人去包围我的房子，我那时住在鼓浪屿。那个特务头陈式锐与我是有一点私仇的，所以通知那些人沿路打我，打得鼓浪屿人大喊不平，街头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实在看得受不了了，大叫，这才停手。”

张圣才被一路押到厦门市丨警丨察局，“接待”他的是局长沈觐康，这是其公开职务，秘密身份即特务处闽南站副站长、陈式锐的副手。

见到张圣才，沈“气愤愤”地说：“你很可恶，竟然要暗杀我！”

这当然是欲加之罪，张怎么会去做暗杀这类事儿！

沈还说：“这次，你该接受你的命运的结局了。”意思好像是说，前两次都被你逃了，这次看怎么收拾你！

张圣才被送到南京，他回忆说：“我关在南京陆军监狱围墙内的一个小监狱，那是特务监狱，那是严重的犯人才关进来的，我进去的那个房间，关了5个，有特务犯罪的，有所谓***员的，有两个***员吧。我进去不久，其中一个***员告诉我，这儿有特务，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小心，所以我都知道了。”

按：羁押张圣才的所在，即传说中的“丙”地。

在狱中，张圣才认识了一个人，日后非常出名，他叫做金玉波。张回忆说：

“监狱里头发生了许多趣味的事儿，有些人啊，官做得很大，一个叫金玉波，是洪帮全国性的领袖，他因为反对蒋介石，就被关进来了，却不是***，是洪帮啊。那个人后来与我很好，他同情我，我是基督徒，要求有一本《圣经》，他们就买给我，他也跟我一起读《圣经》。后来金玉波每天早上都和我一起跪着祈祷。”

按：此时金玉波还不是戴笠的手下。

张圣才坐牢的这段时间，正赶上历史的大拐弯，他回忆说：

“在里头无报纸可看，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不过，待蒋介石被抓去关，就是‘西安事变’，咱有时买花生仁，用报纸包的，所以居然也看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了，咱就暗暗高兴，那时只想着蒋介石能速死，当时还没想到实际上蒋介石死对抗战不利，只是用眼睛传神说，蒋介石快死了，连那些准备偷听去汇报的特务都很高兴！”

这次被捕，张圣才在监狱里待了几乎整整一年，才给放出来，他回忆说：

“包花生米的报纸说到西安事变，我们就想着，认为可能要放出来了。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我们老想着事情可能要了结了。结果没有，一直拖到1937年，七七事件之后，国共合作，过一个月，***要求释放政治犯，我也算政治犯，8月8号才放出来。”

一出狱，张圣才就被送去见戴笠。他回忆说：“释放那天，车送我到戴笠办事处，南京鸡鹅巷，既是公馆也是办事的地方。”

张回忆说：“那时是早上十点，他出来接见我，相当客气，满面堆着笑容，说辛苦了，你的事我很早就知道，你不是***，我一直想放你，主要因为是发生了‘西安事变’，我很忙，没法处理这些事儿，关到这时，真抱歉！你是一个爱国分子，这是我们十分清楚的。”

接着，戴笠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你帮助我工作。”

对此，张圣才应该是有思想准备，很坚决地予以拒绝：

“关了这一年多，对政治不感兴趣，此时我心如古井，不想参加政治工作，你如果放我回家，我就回去在家里做个小学教员，一个月赚几十块，奉养母亲到老，这样就好了，这是我的心愿，所有的人生观就是这样而已吧。你要是不肯放我，我也没办法，我不会参加你的工作。”

戴听了，并不生气，做工作说：“（你）为了抗日被捕，现在全国抗日，你为何如此消极？”

张圣才回忆说：“我那时关在牢里，不知有七七事变，对团结抗日的事完全不知，我说，谁抗日？他说：哦，你不知道，在牢里没看报纸对吧？现在好了，他从他的桌头拿一堆《中央日报》，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现在有事出去一下，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回来再说吧。”

张回忆说：“（我）这下才知道七七之后，咱已经决定抗日，中国***和中国国民党要团结抗日了。戴笠回来吃饭，问我报纸看得如何了？我说我清楚了，是大家要抗日了……”

戴笠说：“因为这样我才请你参加工作，现在我们是要抗日，***也要抗日，现在全国一致，你不是***，所以可以参加我的工作，帮我的忙。”

张听了说：“我知道这情况了，我也很感恩。”

张接着说：“参加工作可以，但是有三条要求请你考虑。头一个，不能叫我做反间谍工作，不能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和日本人有关系就叫我去做反间工作，我只能正面对付日本；二，我不干预国内政治，不能让我去干预国内政治摩擦问题；三，你要先让我到厦门看看母亲，再考虑工作。”

按：一天“特种工作”没干过，居然就能说出“间谍”与“反间”的关系，看来张圣才精研过“三十六计”，还确实是搞特工的材料。

戴笠听了，很痛快地说：“你的意见三条我都接受。头一条，反间问题，日本人知道，我不可能派你去做反间谍工作，放心，绝对没有这事儿；二，国共联合抗日，我相信不会再有磨擦，现在派8个代表在南京讨论抗日，至少现在不磨擦，万一有可能，我知道你也是不会参加的，所以我是不会叫你去做这些事儿的；至于看母亲，厦门是前线，你若参加工作，第一站就是厦门，要看母亲是很容易的事儿。”

一锤定音，至此张圣才被“抓”进军统，他回忆说：“既然这样，我就同意了。不过当时没签字，也没有造表，不过是一个君子协定。”

张圣才说：“吃完饭，他叫会计送了两百元给我做路费，他说，你要回去，赶快到上海，上海就要有事儿了……”

闽南站抓了张圣才三次，戴笠当然心知肚明，因此分手时他说：“你和张超是好朋友，与他联系就好，不要与闽南站联系！”

张回忆说：“我就从上海回到厦门了，8月10日下船，13号还在海里呢。8月13号上海就打起来了，我们船里有无线电，天天报道新闻，我想，唉呀，上海要打起来的事，戴笠早就知道了啊，不过后来我都没法证明，只是想他那话与这事儿相当吻合。”

许多年以后，张圣才感慨地说：“所以啊，813这个战役，是我们这边打过去，不是日本人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