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49)

执行此项任务的，就是万里浪。据时任沪一区书记的郑修元回忆说：

“此一任务，当时区部系饬由行动第四队负责执行，旋于十一月上旬据该队队长万里浪报称，找到一张耿某小照片，但不能肯定确否耿某本人，希望由区部觅一认识耿某者，予以鉴定。我乃函约情报第三组组长张圣才（事前获悉张识耿某面貌）于十一月九日下午五时二十分，在静安寺路大光明大戏院售票处相候；一面另嘱万里浪，携带耿某照片于五点半至大光明大戏院隔壁光明咖啡馆相会，以便将照片交给我，转交张圣才组长核对。”

在军统高干当中，有很多人最初是被“抓”进军统（中统也不少），张圣才就是其中之一。

张圣才，1903年生，福建同安人。

1917年，年仅14岁的张圣才加入中华革命党。1920年，张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在此期间，张圣才认识了不少当时的学生领袖，其中就包括后来与他在军统成为同事的江秀清。1922年，经其姐夫许春草介绍，张转为国民党党员，此后，张又介绍江秀清等人加入了国民党。

在校期间，张圣才皈依了基督教，同时也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两个意识形态中徘徊，但我不是无所作为。”

毕业以后，张圣才到厦门当了一名报人，同时与他人一起创办了双十中学。

1932年，张圣才邂逅其大学同学江公怀、张文理，并加入了当时尚处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生产革命党”，这样，又认识了以“诚学猪”而著称的高诚学。

1933年，“闽变”爆发，“中国生产人民党”成为其政治组织，江公怀、高诚学等都参加了“政府”。“闽变”失败之后，“中国生产人民党”成员星散，张圣才曾掩护他们逃到香港，并资助高诚学下海“打游击”。此后，高劫了“鹭江”轮，闯下滔天大祸，又是张圣才通过关系，将他转移到台湾。

1935年，张圣才因参与中共活动“嫌疑”被捕。

——还在“闽变”之前，张圣才曾参与创办了《厦门日报》，并聘请其同乡、大学校友兼好友陈式锐做主笔。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陈式锐居然是特务处干部。

陈式锐，1907年生，福建同安人。

1926年，陈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后毕业于厦门大学，1932年任集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1933年任《厦门日报》主笔。“闽变”之后，戴笠派连谋建立闽南站，陈式锐即于此时加入了特务处。

这次派人诱捕张圣才的，正是陈式锐。所幸的是，福建籍的国民党元老丁超五认识中统派在福建的一位负责人钱永健，通过他的关系，张被放了出来。这是张圣才第一次被戴笠的人逮捕。

释放之后，张圣才回到厦门。某日，他找到丁超五，说要请他吃“一餐饭”，表示感谢。丁听了说：“我有一个朋友，同时请好不好？”

张说：“好啊。”

于是丁说：“这个朋友就是张超，军统的人，与军统作风却不一样，他是有理想的人。”

按：当时，张超的公开身份是福建绥靖公署参议。

就这样，张圣才无意中认识了张超，并且还成为很好的朋友。

张超是个很“敞亮”的人，初次见面，就与张圣才大谈他的“大福建主义”，并痛斥福建省府主席陈仪。张圣才回忆说：

“他一开始就谴责陈仪，第一说陈仪是政学系，亲日派；第二是说陈仪到福建后，看不起福建人，对福建人不好，所有在省里占要害部门的福建人都被开除，他启用的是江浙人来做官；第三是常常公开侮辱福建人，说他来到福建，就没看到福建人有一个正派的。”

按：据张圣才回忆，陈仪确曾公开说过这类话。果真如此，这话说得就太不合适了，不像一个资深政客说出来的话。

张超还说：“如果陈仪这样继续下去，福建前途很危险，因为他是亲日派。难道我们福建人就找不出一个有资格做省主席的人吗？福建人做国民政府主席都有资格，为何做省主席就没资格？”

因此，张超说：“一定要支持福建人做福建主席，驱逐陈仪。”

张圣才回忆说：“那时这样的论调，只有我敢说，别人是不敢说的，尤其是军统的人更不会说。张超居然能公开这样说，说明他与我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后来我才知道张超的意思是要拥护丁超五来做省主席的，他说话中流露出丁老这样的人怎么就不能做省主席之类的意思！我才有点明白了，张超要拥护丁超五做省主席，然后驱逐陈仪。这点，我与他十分投合。”

张圣才还说：“张超目的是要为福建人争气，我的目的是抗日，我们有共同点，却因为不同的动机吧。”

按：张超的这种所谓“大福建主义”，为他的日后埋下了祸根。

张圣才回忆说：“与张超见面后，因为我附和他的主张，于是我们三个人便彼此都有好感，颇谈得来。但我在厦门不能住了，再住下去与陈式锐这一派的人会继续摩擦，也可能再次被逮捕。”

果不其然，1936年7月，因赴南洋路经厦门的张圣才，再一次被特务处闽南站逮捕。

这次来救张圣才的，正是张超，张圣才回忆说：

“那时张超是军统闽北站站长。1935年我请丁超五吃饭的时候认识，见过一面后来就没有联系了，但他一听说我在厦门被闽南站逮捕，知道此事严重，他一定要营救我，不吱一声就直接坐飞机到南京找戴笠。”

张圣才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样跟戴笠说的：张圣才是有社会影响的人，在闽南有影响，在南洋也有影响，这个人只能争取不能杀害，如果争取过来对军统是很有用的，如果杀张圣才会引起多方面的反感！他要求戴笠释放我。张超和戴笠是有默契的，就是反对陈仪驱逐陈仪，张超也对戴笠说我就是反对陈仪的人，于是戴笠就叫军统闽南站放了我。”

事后，张超找到张圣才，请他帮忙做一件事——把高诚学请回来。

此时，高诚学已经回到福建平潭一带当了海盗，“闯下好大的名头”，今非昔比。

张圣才回忆说：“他（指张超）知道高诚学原来是我的战友。他说，这次得到释放是他和戴笠完成的，与这个任务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请我帮他到香港找高诚学。”

张圣才听了说：“高诚学自1935年9月，与我见面，见解不一样，彼此不欢而散。一年多了我们都没有通信，他在香港，也不知道地址，他哪里会接受。”

张超说：“不要紧，只要你写信，我去香港找他，来也好不来也好，我只是尽我的力量去做就是了。”

张圣才回忆说：“于是我写了个信给高诚学，我的信很简单，说介绍张超找你，他有许多事儿要与你商量，他的话对你有帮助的，所以请你见他。张超拿到信后赶快去香港，说服高诚学和林荫回来，但他们回来我已经在南京坐牢，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据了解，他们去找陈仪，陈仪让他们两个人作省政府的参议，以后又让他们做官。”

此后，高诚学后来而居上，成为陈仪面前的红人；再往后，张超反过来为高诚学所算，最终把一条命送在陈仪手中，等于是张圣才亲手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作为祸根埋在了自己的一位新朋友身边，这一点，恐怕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撇开官场上的你死我活，作为朋友，高诚学这人也忒差劲，品质都有问题。张超之死，表面上看，是跟陈仪较劲，其实是择友不慎。

日后，高诚学的死法与张超如出一辙，真应了那句话，“出来混的迟早要还”，所以朋友不能轻易出卖，迟早报应在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