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48)
孤岛孤军（中）
1939年11月，也就是陈恭澍接任沪一区区长仅三个月之后，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他手下一个行动大队的副大队长叛变了。
说此事“不大”，是因为叛变者的职位不甚重要。沪一区是军统最大的外勤单位，据陈恭澍自述，当他接任的时候，手下有上千人，“内外勤单位”不下“五六十个”，其中情报组有五个，行动大队则有八个，区区的一个所谓“副大队长”，即便算个“官儿”，也就是“芥菜子儿”那么大，这样的叛徒，当年多得是！
说此事“不小”，是因为，叛变的这个人——叫做万里浪！
说起万里浪其人，与马汉三很相似，即传闻不少，但都缺乏第一手的根据，因此笔者一概不予引述，只写那些自以为可以采信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唯一能肯定的，只有一点，万里浪是军统叛徒——那我们就只说叛徒万里浪。
所谓万里浪，一听就不是本名，“乘长风破万里浪”嘛，确实如此——万里浪在沪一区的同事刘原深曾说：“万某真姓方，湖北人，万里浪只是化名。”
叛变之前，万里浪任沪一区第四行动大队的副大队长，大队长叫刘时雍。陈恭澍回忆说：
“（刘时雍与万里浪）两人因合作不佳，时生龃龉，当时曾多次阅及两人在工作问题上互相指控之报告，正拟处理中，万即忽已变节闻。”
万的叛变，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就在此前不久，他所在的第四大队，刚刚制裁了一个汉奸，令陈极为振奋。
——那还是陈恭澍刚刚来到上海，正忙于恢复组织、重振士气的时候，忽然接到戴笠的一通电报，其中开头的两句说：“兄乎！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乃尔！”
几十年之后，回忆起这份电文，陈恭澍依然不能释怀，说“死也忘不掉”，“真是受不了”。他回忆说：
“万想不到他会毫不留情面的说出如此令人难堪的话，这是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前所未有的。当我看了之后，一时愤赧交并，脸都涨红了；抬头一看，译电的王绍谦兄还站在那里没有走，这又教我多么难为情。”
陈恭澍说：“我心里最不舒服的，是那句伤害了自尊的‘胆小如鼠’。自问，有关河内一击不成的责任，我已经毫不推卸的全部承担了，而且怀着待罪的心情从河内回到重庆，原是预备接受处分的，如今既然给我机会戴罪以赎前愆，那就容忍到底，以观后效岂不是好。现在忽又旧话重提，必然是有感而发，我猜──莫非是受到上峰的压力，甚而责难？也许是接到小报告，说我很少和工作同志们接触？若不然，就是不高兴我过分的紧密行藏？如果都不是，那当然就是‘激将’了。”
陈回忆说：“自从上海区内部发生问题，陈明楚倒戈相向后，表现威力的行动工作，几乎已陷于停顿，虽然有几个行动队仍在不断策进中，可是却一无成就。此一情况，以时间计，大约总有半年了，戴先生之所以函电交催，多所督责，也就是其中的最大原因。”
想明白了这一层，陈痛下决心：“为今之计，惟有在工作上求表现，才是最佳的答复。除此，说什么都是空话。”
到1939年10月18日，即陈恭澍上任两个多月后，沪一区终于“完成了一件比较有影响力的制裁案”，被制裁的是法租界的一个华籍巡捕程海涛。在回忆中，陈介绍说：
“在这一两年中，法租界捕房主办逮捕抗日份子最力，且率队伙同日本便衣宪兵，屡次搜索我方潜伏于上海各抗战工作单位最为卖力的，经查明是法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涛。是（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带着日本宪兵搜查我‘上海区’十四处办公地点的负责者，也正是此人。”
次日，陈恭澍接到书面报告：“十月十八日下午六时二十分，在法租界贝勒路、康悌路口，本队已将奉命制裁有案的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予以击毙。”
击毙程海涛的，就是沪一区第四行动大队，事后，军统局本部拨发奖金法币三千元。陈恭澍说：
“至此，本案即告全部结束，不过，第四队的内部问题，却在方兴未艾中。我们已知的，是正副不合；今天正队长刘时雍打报告，明天副队长万里浪也上言词，可全都指责对方的不是，但又无具体事实，看上去，分明是闹意气，也许过一阵就没事了。”
此后不久，沪一区又接到了新的指令，陈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十月间，沪特区曾奉戴先生电令，饬对已受敌寇收买利用之法捕房一名姓耿的高级职员，予以制裁。”
这位耿姓高级职员，就是原上海市政府秘书耿嘉基。
耿嘉基其人，大家应该还记得——1937年11月13日，在淞沪抗战中死守南市的陶一珊接到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的指示，令他们退入租界，送来这份命令的是一位“耿秘书”——此人就是耿嘉基。
说起耿嘉基，论其职位，不过是市政府的一个秘书，但在抗战前的上海，却是一位黑白道“通吃”的人物，能量颇为不小。陈恭澍回忆说：
“耿某，名嘉基，字绩之，江苏松江人，法国留学。吴铁城为上海市长时任吴之法文秘书；其后在法租界公董局某部及法捕房充任秘书，故上海人皆知有‘耿秘书’其人。二十八年的时候，大约四十岁左右。汪伪政权僭立，耿亦因故辞去法租界秘书职，以退为进为寓公，深宅大院，俨然以‘小大亨’自居。他走的是‘二流闻人’路线，一方面广收门徒，光大社会势力；一方面结交官府，调词架讼，但并不鱼肉市民，有时也做做‘好人’，行行‘善事’。此时他又夤缘上海新闻界金某之介，结识周佛海、丁默村、李士群之辈，多所交往，偶尔也会做好做歹居间调停一些不大不小的事端。”
上文中，陈所说的“上海新闻界金某”，指的就是金雄白。
在金雄白的回忆中，也曾以惋惜的口吻提到耿嘉基，他说：
“耿嘉基这个名字，或者不为海外人士所熟悉，但在北伐以后的十余年中，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字绩之，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那时沪市府的英文秘书是俞鸿钧，日文秘书王长春、殷汝耕，中文秘书王绍斋、黄剑棻等，人材极一时之盛。他似乎与张岳军有些世谊关系，以后历吴铁城愈鸿钧等多任而从未更动。他主办的是法文事务，华界又与法租界毗连，而绩之对于法公董周以及法捕房上上下下的法国人，几于没有一个不熟。”
在回忆中，金雄白坦承，他曾经想拉耿嘉基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道此时耿已经“落水”，其援引者另有其人：
“周佛海抵沪，延揽人才，我因他深谙法文，与法租界方面以及上海各阶层都熟悉，就去邀他参加，不料他已经由其同乡孙时霖的介绍，与李士群发生了关系。但是我认为他既不是过去帮会中的所谓大亨之流，以他的家世、学识、性格，更不宜与特工有联系。当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时，我就拉他在内，可是他既不能与佛海作进一步的接近，而士群的部属，因过去的地位都还不如他，深恐他会后来居上，暗中阻止他与士群的接近。他虽与汪方发生了关系，在鸡犬皆仙的环境中，竟是斯人独憔悴。”
不管耿嘉基“憔悴”不“憔悴”，“落水”是没跑的，于是，他也上了陈恭澍的“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