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47)
关于这次审讯，欧阳祜还听说了一些细节，他回忆说：
“执行分监虞典书亲自坐堂，把赵理君等提出后，对他们说：‘现在判处你们死刑，你们有什么遗嘱没有？’”
赵听了，说：“谁敢判我死刑，蒋鼎文龟儿子配判我的死刑吗？”
虞说：“是蒋委员长判你的死刑。”
赵问：“有正式命令没有？”
这时虞将蒋介石的电报念给他听，赵听了说：“是他要杀我，我有什么话说呢？”
武宪周回忆说：“约在当年冬初，我看到枪毙赵理君、曹银屏的布告，上面说：除杀人犯曹银屏枪毙外，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唆使犯赵理君也应枪毙。可见原来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没有判赵理君死刑。”
在回忆中，徐志道说：“从此赵兄即与世长辞。”
对于赵理君之死，徐评价说：
“事后我体认戴先生这一措置的用意，觉得非常明智而正确，因为：（一）事故发生生在洛阳，就地处决，可使当地社会人士了解，本局对于违法同志，决不袒护。如解回重庆审处，就失了翕服人心的作用。（二）戴先生对于干部的爱护，固属无微不至，但如赵兄之如此违法妄为，造成许多人的死亡惨案，对于团体的声誉和纪律，影响至大，戴先生常常训示：一个革命团体，必须有铁的纪律，如不即时就地处决，不特无以安定前方的民心，保持团体的声誉，抑恐纪律废弛，尤难达成抗战救国的革命使命，本局在英明的领袖领导之下，奋斗数十年而精神不坠，实乃铁的纪律维系，有以致之。”
赵理君的死，以军统的“家法”而言，亦属于“殉法”，因此即便死了也还是“同志”，每年的“四一大会”，同在祭奠之列；其家属，当然更要照顾，赵理君有个弟弟叫赵泽伦，军统资助他到四川大学读书。抗战胜利之后，军统局遴派40人赴美“学习”，赵泽伦亦在其中，且他是唯一的非军统干部。
此时，“洛阳特训班”已经结束，原第一战区便衣混成队改编为“别动军”第五纵队，因原定的纵队指挥赵理君已死，戴笠派另一个河南人、军政部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副处长兼警卫总部总队长杨蔚接管了第五纵队。
这样，杨蔚在阔别家乡三年之后，再度回到河南任职。他在兵工署的职务，戴笠派廖宗泽接任。
此时，杨蔚的“对头”刘艺舟已经正式接任河南省调统室主任兼河南站站长，并将岳烛远挤走，正准备放手大干一场。
可谁想得到，刘艺舟“河南王”的椅子还没有焐热，戴笠又在洛阳设立了一个北方区（也有称华北区的），等于是在河南的所有公秘机构上边加了一层“盖子”，区长是张毅夫，对外的名义是第一战区调统室主任。朱建邦说：
“1942年春，军统局设华北区于洛阳，派与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有私交的军统局秘书主任张毅夫出任区长（亦称主任），借以坐镇中原，控制华北，与第一战区长官部互相配合。”
戴笠把张毅夫派来，一是可能觉得河南人自己“拎不清”，派张来好好“治治”他们；同时也是恰好将张挤出局本部，一举两得。朱建邦说：
“戴笠将张毅夫调出军统局的目的，是想削弱湖南派在军统组织中的势力，而以浙江派毛人凤取代张的地位。此举深得军统局浙江派的拥护。”
张毅夫是老资格的党派工作专家，论整人，那不是一般水平，他一来，河南人们可有好日子过了，没几天就被张收拾得服服帖帖。朱建邦回忆说：
“张毅夫到任后，将华北区区本部的内勤人员加以调整，调罗胡之、王普庆任秘书，负责处理区本部日常业务，并派督察毋梦绂先后到豫南、豫北各地外勤组进行视察、督饬工作。张毅夫还以整顿军统纪律、树立军统威信为名，将一些恶名远扬、工作不力和不听调遣的外勤组负责人，如前内黄组组长李良辰、安阳组组长姚云鹏、组员孙子和以及开封组组长李道生、南阳组组长等先后调往洛阳，转解军统局西安看守所关押。”
朱建邦说：“张就任华北区区长不数月，已使曾一度动乱不定的河南军统工作逐渐趋于稳定。据事后张毅夫向朋友们自诩，说他到河南不数月，军统威信大振，当时国民党军政大员对他曾有‘特务圣人’之称。”
再说赵理君案的另一位“当事人”徐志道，“洛阳特训班”结束以后，徐改任“别动军”第六纵队指挥，仍归第五战区节制，他回忆说：
“三十二年四月中，洛训班训练任务完成，办理结束，受训人员各回原属单位，我率第五战区混城队受训人员，于是月底回到老河口，奉令改编为别动军第六纵队，转任纵队指挥，一面另行编队训练，一面积极推动敌后工作。旋至襄樊随县等地视察，了解敌后工作情形。”
此时，短命的中英合作早已破产，其原因，多一半来自周伟龙。鲍志鸿说：
“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催英国特务迅速运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以装备武装特务；英国特务则要先搞训练，加强技术，待训练成熟再供给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彼此意见分歧，无法继续合作，英国特务提出拆伙，已不来办公。军统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批中英特务合作由李默庵南岳游干班继续与英国合作。”
鲍还说：“他（指周伟龙）是黄埔学生，天之骄子，戴笠的救命恩人，自命才高曾左，锋芒毕露，态度骄傲，他对中英特务合作的阴谋不理解，他与英国特务哪能搞在一起，军统幕后指挥的中英特务合作于1942年4月散伙，完了蛋。”
鲍所说的，是周的性格悲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如前所述，周在上海做“地工”的时候，被租界捕房关押，曾吃过对方的“生活”，对英国人恨入骨髓，这样一个人，戴笠派他去搞“中英合作”，能搞得好才叫有鬼了。
对此，戈士德说:“可是没有几时，周伟龙和英国人闹翻了，英国人可能诚意不够，而周伟龙态度的嚣张横暴亦要负一部分责任。周当年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受英籍警探掌掴，在英租界巡捕房脱光衣服受电刑，这几幕残酷待遇，到了如今在他的感情上多少有了作用。”
戈士德说:“那时还没有和美国海军接上头，如此失败，戴笠心中感到难过。”
周伟龙这一下可是把戴笠“伤”惨了，据戈士德回忆，某次，因别动军的财务“一塌胡涂”，戴笠曾当面指责周伟龙：“你和人家老婆乱七八糟，人家会把你账目搞清楚？”
1943年10月，周伟龙的“别动军”司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两个职务全部被免去，分别由徐志道、马志超接替。周本人则入“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后一直任军委会高参的虚职，虽然仍挂中将衔，但已经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了。戈士德说：
“这个时候，戴笠和周伟龙两人中间有了距离，周伟龙至曾家岩公馆见戴笠，记忆中只有一、二次。”
从此，终戴笠的一生，他都没有再用过周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