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45)
徐志道回忆说:“我辞别蒋长官回到班本部,即下令午后行军演习,两点钟出发至白马寺,我另带了一套队员穿的制服备用,一切准备完毕,如时率队就道,约四时左右,到达白马寺附近,命值日官照顾就地休息,我就带着一名勤务伪作散步,找到赵兄住处,将连日经过情形告知,赵兄亦以为然,延至薄暮,嘱赵兄换穿队员服装,相偕返至部队休息处,杂入队中,整队回城。”
徐回忆说:“迨进城内,已万家灯火,幸未暴露一点行迹。部队到达班本部,由值日官指挥解散,休息、开饭、已将近八时,我遂陪同赵兄径赴蒋长官寓邸。长官一见赵面,即予严厉申斥,差不多痛责了二、三十分钟。”
最后,蒋鼎文对赵理君说:“志道的意思,送你到重庆去,这也可以,让我打电报给你们戴先生,等到复电后再办,志道!你也发一电报去,报告你的意见。”
徐志道回忆说:“最后谈到赵兄匿居城内的地点问题,考虑的结果,还是由我陪送至洛阳站,请魏毅生同志安置保护,遂辞别蒋长官,偕访魏同志,交代清楚后,回到班本部休息,翌日晨。详电局本部报告本案目前情形。”
在这段时间中,艾经武曾见到赵理君,他回忆说:“某日,我去找刘艺舟谈天,赵理君见到我,痛陈此案的造成及他个人的苦衷,并将戴笠给他的电报交我看。电报大意是:你在军统工作,劳苦功高,决无意外,我一定负责,你可安心等待云云。赵理君要求我设法营救,我答应给戴笠去电。”
到此时,赵理君一案已经闹得沸反盈天,1942年7月26日,在军统局的“总理纪念周”上,戴笠还特地提到赵理君,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曾记载说:
“当他(指戴笠)报告赵理君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时,听口气还对此君有爱惜之意。赵的部下把洛阳的专员、县长、校长等六人都活活的埋去,在河南为这事引起了一严重的问题。因为那时刚巧老板去洛阳,他们便硬说是他亲自去主持这件事。因对方的人多数是c.c,故攻击尤烈。”
在日记中,沈醉还评价说:“赵为十年老同志,与余相识亦已九年,但毫无感情可言,其外表内心均为一典型之大坏蛋也!”
事实上,在军统内部,对赵理君一案发生的缘由,是有着不同看法的,尤其是戴笠。在1942年7月10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午,雨农约有关负责人在其公馆谈话,至四时先退。据雨农云,洛阳十二区专员韦孝儒及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六人于三月十五日被捕失踪(蔣长官曾来电请查,无结果),兹经查明系理君所为。据雨农兄研究,赵系***,故为此挑启政治上之纠纷。”
按:前面说过,赵加入特务处之前,确实曾经是一位“cp”。
对此,很显然,唐纵不以为然,在日记中,他说:“余对此保持惊异之沉默。”
就这样,事情急转直下,徐志道回忆说:“大约过了三、四天,蒋长官通知我,说已接到戴先生复电,赵理君不必送渝,请求就在洛阳处决,恐怕再没办法挽回了。”
艾经武说:“以后赵理君被送至第一战区长官部军法执行监部,组织军法会审,由军法执行监虞典书及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方策等共同审讯。”
各战区军法执行监部都有自己的看守所,当时,原联勤总司令部第四十八兵站站长欧阳祜因案被扣押,恰与赵理君关在同一个“监号”,“听到赵理君和牢里的人谈到此案发生及破获经过,还听别人说到审问和枪决赵等的情形。”
在谈到赵理君一案时,欧阳祜说:
“赵理君,四川人,一九四一年戴笠派他到洛阳当编练专员。他到洛阳后,在西工飞机场附近营房内设立办公处。他和手下一班特务无恶不作,尤其和日寇汉奸勾通,常将枪枝偷运到敌伪统治区,换取海洛因等毒品,运回到河南、陕西一带销售。各地县长、专员都不敢过问。可是某区行政督察专员某人对禁毒工作搞得比较认真,赵手下人在其区贩运毒品时,多次被破获,都加以没收焚毁。赵向他交涉发还,他从不肯买账。”
欧阳祜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召集河南各县长、专员到洛阳开会,某专员也来参加会议。因为他和洛阳复旦中学校长是朋友,所以住在该校。赵侦知后,便在一个晚上,率领队长曹某等十余人,闯入该专员卧室,将他绑架。因该专员大声呼救,惊起邻室的校长、教务主任、两个教职员和专员的勤务兵,赵等恐怕事情败露,便将校长等数人连同校门外的一个岗警一并架走,以卡车运到赵办公处的后面,活埋在一个枯井里面。先在脖子上绑块大石头,然后丢下井去。”
欧阳祜还说:“在活埋这些人的时候,天已黎明,遇到两个妇女来拾柴禾,赵等恐她们走漏风声,就也捉来丢下井去,以土填平。然后,以防卫办公处为名,在其上构筑一机关枪掩体,以为这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了。”
艾经武回忆说:“赵理君的供词与以上所述大致相同,但赵觉得他在军统工作,功劳不小,态度颇为傲慢。当时洛阳行政专员李杏村等攻击赵理君甚力,坚决要求严惩凶犯,我觉得既由军法审判解决,没有必要再行扩大。我曾告知省府委员齐真如转告李杏村,不要把文章做得太大了,这也是替赵理君说话。案已查明,蒋鼎文也就不了了之,置而不问。”
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韦孝儒是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可想而知,c.c系一定会对此案揪着不放;此外,与韦同案被活埋的南西光之兄南西成本就是中统干部,焉能善罢甘休!
中统干部武宪周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我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任职,这年初,发生了豫东行政督察专员韦品方和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人被绑架案。洛阳中统分子南西成到河南省党部调统室询问是不是中统干的。南并且说,共有六人失踪,另外四人是复旦中学教务主任南西光、教员丁次镛和韦品方手下的两人。南西光是南西成的弟弟,南西成很关心此案,所以四处打听。”
很凑巧,武宪周与南西光是老相识了,他回忆说:“据我所知,被害人之一南西光是中共党员,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我曾和南在偃师中学同事。后南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一九三八年冬我担任中共密县县委书记时,南在密县县政府当秘书。当时中共郑州地委书记纪西(即席国光)曾让我和南西光联系数次。”
按:武宪周,原中共党员,1937年4月任中共偃师县委组织部长,1938年2月任中共豫西特委代理组织部长,1938年5月,因“不负责任,也无能力工作,思想落后,骄傲自大”被撤职。后任中共密县县委书记。1940年初,武宪周在西安被捕,旋即加入“中统”。
此外,与韦同案被活埋的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原本亦是“cp”,后自首。
武宪周回忆说:“一九四二年夏,此案破了,是军统少将专员赵理君和别动军纵队大队长曹银屏为首作的案。从洛阳飞机场北部(现在革命军人接待站附近)一口枯井中打捞出来韦品方等六人死尸,看的人很多。以后我听军统河南站站长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岳烛远说,赵理君当时躲在洛阳东平乐镇驻军某师师部,岳烛远带着宪兵,坐着汽车,到平乐把赵理君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