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40)

事情就坏在这些“地方武装”身上。

艾经武回忆说：“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河南成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刘峙为前敌总司令并率军到保定与日寇作战。一经接触即溃退八百里，人们称刘峙为‘飞将军’（逃跑快的意思）。他败退到新乡，无颜回汴。我同萧洒、刘艺舟到新乡劝刘返汴，重整旗鼓，发动全省民众武力配合国军抗战。”

此时，正是戴笠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对“武装斗争”最感兴趣的时候，因此刘艺舟自感机会来了。艾回忆说：

“刘峙回汴后，复兴分社就令全省各地负责人积极发动地方武力，招集地方上的恶霸地痞、流氓土匪，用豫皖绥靖公署名义在郑州开了一次会议。我与复兴社萧酒、刘艺舟、萧作霖，郭安宇及绥署胡伯翰出席，各专区保安副司令以及各地土匪头子如高老末、赵天清、范龙章、何化佛、王风银、朱宗朝、王舜钦、马良斋等都参加了会议。”

按：胡伯翰不久后投伪，并参与了轰动一时的“彰德事件”。

萧作霖是此时的复兴社河南省分社书记，他也是军校六期毕业生，但却并不是特务处的人，因此受尽了戴笠手下的“鸟”气，他回忆说：

“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来。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人毫无区别。”

萧举例说：“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

萧还说：“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津贴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年之后，萧作霖提起这些人，依然余恨未消，说“这批恶棍简直把河南变成了个盗匪横行无忌的世界”。

艾经武说：“在会前我与萧洒、胡伯翰、刘艺舟、郭安宇具体研究进行方案。胡伯翰主张，会议后一个月内召集所有武力开赴指定地点参加抗日战争。我当时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把这些乌合之众开赴前方，那是抗战不足，扰乱有余，并表示我不再参加会议，谁有力量谁就抗战。”

艾回忆说：“他们在郑州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二十八个纵队，二百多个支队，派萧洒为第一战区游击司令，刘艺舟为副司令。”

不久，刘艺舟驱走了萧洒，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朱建邦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统河南站长刘艺舟即利用他和豫皖绥靖主任刘峙的关系，当上了豫北游击副司令。刘艺舟到职不足两个月，即以他在豫北地区的人事关系，将豫北游击司令萧洒排斥掉，而自任游击司令，温其亮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新乡。不久即派得力干部分赴豫北各县，将素与军统河南站工作人员有联系的土匪头目，以及掌握地方团队或称霸一方的实力分子，经过讨价还价，分别委以游击纵队司令或支队司令及独立大队长等职。”

朱回忆说：“据我所知，当时先后接受任职而充当纵队司令及支队司令的计有：怀属著匪何华甫、安阳地方团队的实力分子杨寿先、安阳城东著匪程道合、城西著匪许德魁以及汤阴著匪司华生、郑合等多人。他们当上纵队司令或支队司令后，就乱委各级队长，收缴地方枪支，派粮索款，以致日军未到，而地方秩序已乱，民众备受其害。”

于是，刘艺舟将站务交给河南站书记王鸿骏负责，同时奉军统局令，将站部迁至郑州，自己高高兴兴地跑到新乡当“司令”去了。

前面说过，刘的手下，原本还有个副手刘暨。

刘暨，生于1904年，字纪曾，河南固始人。军校四期步科毕业。

刘暨也是被戴笠最早派到河南工作的骨干之一，朱建邦回忆说：

“据军统内部互相密传，蒋介石于任用戴笠为军统的首领之后，曾密告戴，要戴在任用各省市的军统负责人时，必须实行‘双轨路线’，即同时选用两个人，使之不相上下，必要时可以互相交替任用，以免尾大不掉，指挥失灵。戴笠在布置河南的军统工作时，即遵照此原则，既任命刘艺舟为河南站站长，又派刘暨任该站副站长。”

不过，此时的刘暨，早已因与刘艺舟“叫板”而被赶走。朱建邦说：

“刘暨自称军校毕业的河南同学中，他是读线装书最多的人。他不甘居于人下，自被军统局任为河南站副站长后，除取得了河南省区政人员训练所政治教官的兼职之外，又企图与站长刘艺舟划分职权，即让刘艺舟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空任站长名义，而由他负站部实际责任。他还对刘艺舟进行人身攻击，企图迫使刘艺舟去职。”

朱回忆说：“刘艺舟了解到刘暨对他的攻击之后，即向军统局汇报，说刘暨违犯了军统纪律，请求军统局将刘暨撤职法办，同时令该站特务队立即将刘暨逮捕，押解至南京，交军统局惩处。”

正当刘艺舟春风得意，顾盼自雄的时候，刘峙下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换成了程潜，并兼河南省府主席。朱建邦说：

“有人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报告了此情况，程于1938年春派人把萧洒、刘艺舟抓了起来，押解到武汉，请蒋介石法办。”

按：程潜上任之后，萧作霖改任河南省军管区政工处长。此后，萧成为程的亲信，十多年之后，正是萧作霖积极促成了程的起义。

程潜不是刘峙，更不是刘暨，他说一句话，戴笠还真惹不起，只好将刘艺舟撤职并关押。朱建邦说：

“（刘艺舟）由于素日反共积极，深得戴笠的宠信，因而能连任军统郑州通讯员、直属郑州通讯组长、河南站长等职达七年之久，这在军统特务组织中也是少有的。”

这回撞上程潜，也合该刘艺舟倒霉。

凑巧的是，特务处的另一位河南籍大将杨蔚，正好在此前被派回河南，任郑州丨警丨察局局长，并在此事之后升任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兼省会丨警丨察局局长、防护团总团长、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官运好得出奇。结果刘艺舟把这笔账记在了杨蔚头上，从此二人终生不睦。乔家才说：

“其实，这是很冤枉的，因为此事发生时，杨蔚并未参与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决定处分萧、刘两位，他也不知道。可是，从此刘艺舟和杨蔚之间，终于造成了一些隔阂，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