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39)

l937年4月，河南站许昌通讯员朱建邦被调任安阳通讯员，首要任务是利用他曾是中共党员的身份，负责领导潜伏在中共组织内的一个“内线”姚云鹏，“刺探中共地下组织在安阳地区的活动”。

行前，河南站书记尚振声找朱谈话，特别提醒他：

“到安阳后，要吸取该站信阳通讯员傅逸贤的教训，对所侦查的***人如未取得确切的证据和未经站部批准，绝不要擅自逮捕。”

尚振声说：“傅逸贤于l934年间屡向该站报称，他1926年在信阳豫南中学的同学胡某（信阳车站铁路工人的子弟）在校期间和傅先后参加了共青团，此后胡参加了***，到l934年间，胡已担任了中共信阳县委书记等情。正当站部令傅深入侦查取证时，傅已将胡某等四五人押解来站。”

当时傅称：“胡正在家里开县委会议，因时间紧迫，未及报站，即将胡等逮捕解汴。”

尚振声说：“但经过站部初审，胡等坚不承认与中共有组织关系，并说因傅屡向胡借钱未遂，二人发生了争吵，傅就利用军统身分把他们逮捕了。站部乃将胡等解送绥靖公署军法处讯办。胡等仍坚持原供，说傅乘胡和街坊同事们闲谈之时，突率警察闯入胡家，把胡等捆绑起来，在屋内上至顶棚，下至床底，翻箱倒箧，大肆搜索，不仅没有检查出中共文件，更没有搜出来所谓县委会议的记录。经该军法处一再审讯，口供始终不变。军法处一再来电话询问，有无新的证据和如何处理，致站部处于无法应付的境地。”

鉴于上述情况，尚振声再三提醒朱建邦，一定要慎重行事，特别是要防着点姚云鹏。朱回忆说：

“因此尚振声一再嘱咐我，到安阳后，对尚未公开背叛***的姚云鹏，不论姚与中共党内什么人谈话，在未取得证据和经站部批准之前，绝不准擅自行动。”

——没想到的是，刚到安阳，朱建邦就结结实实地被姚云鹏给下了个“套”。朱回忆说：

“我和姚第一次见面时，姚告我说：他后悔不该叛党，看形势，***是有胜利希望的。”

姚的这句话，很难回答，怎么说都不对，因双方都是组织的叛徒，各怀鬼胎，或者说，各自都怀疑对方没安好心，谁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朱觉得，既然姚说“后悔”，那就没有必要与他“抬杠”，于是回答说：

“你后悔什么，你又没有公开叛党，今后你不和我发生军统联系，一心一意回头革命就是了，如果党能恢复我的组织关系，我也可以和你一样回头革命。”

朱回忆说：“这事出我意料，姚竟把我俩谈话用书面向军统河南站写了报告。”

幸运的是，这份“举报”落在了尚振声的手中。

——尚为人厚道，就在此前两个月，他刚刚救了朱建邦的一条命。据朱回忆：“37年3月我曾被复兴社漯河支分社书记郭霞轩诬陷，在开封关押三十天，准备枪毙时时被尚保释。”

郭霞轩是河南站驻漯河的“义务通讯员”，这已经是朱建邦加入“团体”之后第二次被人“诬陷”了，幸亏被尚振声以生命担保，才把朱救下来，并将他改派到安阳，没想到又遇上姚云鹏这么块“料”。朱回忆说：

“幸被站部书记尚振声发觉，将姚的报告原信寄我，并以亲笔信，劝我顾全他以生命担保之责的友情，望我妥善处理。”

朱建邦说：“当夜，我写信将姚痛骂一顿，姚认为我有后台，遂由我俩合写一份报告，说是互相刺探对方，致发生误会，保证今后合作共事，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此时，军统的工作方向也进行了重大调整，朱建邦回忆说：

“1937年春，由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业已形成，军统河南站根据军统局的指示，曾通令全省外勤工作人员必须做好以下工作：1、继续严密侦查中共在各地区的组织活动情况，主要负责人姓名及其活动能力，一有所获，随时具报；2、秘密侦查日本浪人和汉奸分子的活动情况，查明他们的姓名住址，以及和他们素有交往的人们的情况，并做好随时逮捕的准备，以免其届时逃掉；3、调查各该地区的地方武装首领（包括土匪头子和掌握地方团队的队长等）的思想动向，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结拜为朋友等，并将其姓名、手下人员枪支弹药数目以及其号召能力等列表具报。”

根据特务处的指示，刘艺舟与河南地面上的一些土匪取得了联系，但由于他过分热衷此事，结果把个官给丢了。

不久，抗日军兴，特务处对河南站进行了“微调”，朱建邦说：

“l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军统局准备由南京迁往武汉，乃将南京地区的军统组织重新部署，以便于南京沦陷后仍能继续从事活动。同年7月底，军统局河南站书记尚振声调任为南京区区长（一说是副区长），改派王鸿骏继任尚职。”

王鸿骏，1904年生，江苏青浦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因青浦后划归上海，所以很多人说王鸿骏是上海人。王也是特务处最初的班底，曾与文强等人一同在浙江警官学校当政治指导员，此后长期在北方工作。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第14师团沿平汉铁路进犯豫北。11月4日，安阳失陷，朱建邦亦撤到郑州，他回忆说：

“这时军统河南站为取得军事情报，已由开封迁郑，站长刘艺舟以我事先未经站部许可擅离职守，违犯军纪，应予枪决相威吓。刘听我申述后，约定通讯办法，我仍返安阳，纵日寇进陷，也不离开，潜住下来，为军统剌探日伪情报效力。”

此时，特务处在河南境内的最高负责人是华北办亊处主任梁干乔，朱建邦说：

“华北办亊处长梁干乔找我谈话后，予以鼓励和慰勉，并发给奖金一百元，改派我为安阳组长，配给电台一部，台长及报务员各一人，毎人予发三个月的生活费及组部办公费，我即返回安阳。我和电台台长及报务员到新乡后，即约原安阳车站警察所警长王培文同返汤阴县正寺村王家北院，密设组部，化装为逃难商民开始工作。”

这一期间，朱建邦的安阳组发展了许多成员，其中有一个叫师振东的。此外，姚云鹏也被河南站派到朱手下工作，二人可谓“不打不成交”。

朱建邦回忆说：“1938年2月以后，日伪政权对沦陷区的统治日渐加强，为保证组部的安全，先后迁设于安阳东北河干村郭保梓家及距城八里的崇义村（该村有张凤台家属，张是清末进士，两次任河南省长，汉奸不敢随便去找是非）。我和张的嫡孙张友良、张友韶、张友奎等结为同盟兄弟，并和张氏兄弟共同集资在该村租房开设一家‘天兴杂货店’，我任经理，作掩护职业。将电台改迁至汤阴东正寺村，以确保通报联系的安全。”

朱还说：“我除搜集日寇、汉奸方面的情报外，经原安阳县保安团长杨寿先介绍，先后和地方武装司令王自全、郭井泉、汪怀宓、司华生、郑合、程道合、许得魁、孙友富等结拜为朋友，彼此互通信息，充实情报内容，并保证我往返林县、道口、内黄、临漳等地的安全。”

这时，在河南盘踞了七年的刘艺舟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