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35)

向来惟蒋之命是从的戴笠，这次也有点一反常态，说什么也要保周伟龙。

戴笠是有自己想法的——

据戈士德回忆，某次，戴笠在曾家岩寓所，约局本部主要干部“工作午餐”，“偶然谈起他的接棒人，他说：他随时会死，遇刺、中毒、路上翻车（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出巡西北和东南各一次，那时公路条件甚劣）、敌机轰炸，都会死，要大家想，谁可接他的乱摊子，说好听一点是继承其志业。”

这时，有人举“某先生”，被戴笠否决，并评价为“忠实有余，魄力不足”。

有人又举“某先生”，戴笠只说了两个字：“书生。”

这两位到底是谁，戈士德在回忆中没说，但亦不难猜测：“忠实有余，魄力不足”的，显系郑介民无疑；“书生”则肯定是“张圣人”——张毅夫。

戈士德回忆说：“这两位先生是戴笠长时间的左辅右弼，是大家心目中公认的接棒人，既然都不适宜，大家只好缄默不做声。”

这时，戴笠自己揭开了谜底：“周伟龙。”

对此，在座者都有一种“无语”的感觉，戈士德回忆说“大家不能妄置一词”。

事实上，当时还是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异议——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

毛说：“周伟龙乱来，挥霍得厉害，哪有这许多钱给他花？”

戴笠的回答，气魄大得出奇：“你们不懂，花钱亦是本事，没有本事的人，有钱亦花不出去。”

按：周伟龙是军统局最后一位主任秘书，毛人凤“代”的正是他！日后，被毛以“贪污挥霍，舞弊中饱”的罪名逮捕的，也是他！最终被毛枪决的，还是他！

看来二人之间的“恶因”，早于此时已经种下。

戈士德回忆说：“那种便饭，不备酒，有烟瘾的人，亦不好意思在席间抽烟。所以很快就吃完了饭，戴笠不让他们走，说多聊一会，有重大事情要宣布。”

戈士德说：“稍顷，副官贾金南入告，官邸电话。戴笠起身去接电话，出来高兴地说：领袖亲自电话谕知，决定以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并说有最新装备，当今国军中尚没有的第一流装备。”

至此，蒋介石一锤定音，周伟龙终于当上了“别动军”司令，挂中将衔。鲍志鸿说：

“别动军司令部，1942年1月在重庆小龙坎成立，戴笠保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为司令，尚望为参谋长，张柏山为参谋处长，在别动军司令部东南小高地上新盖一所西式平房，作中英特务合作办公室。”

这样，周伟龙就成为军统的湖南人中，第一个成为“任官”中将的高级干部，他也是戴笠手下的第二个中将。

按：军统局的第一个中将是张国焘，籍隶江西萍乡，但其经历太过特殊，任何人与他都没有可比性。

此外，早在抗战之前，唐生明就是中将了，但他并非军统干部。

对此，周伟龙当然十分得意，戈士德回忆说：

“周伟龙接了别动军司令，仍兼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应该是踌躇满志了，于戴笠出巡东南时，在罗家湾局本部大礼堂（亦兼作大饭厅用）大张旗鼓，宴局本部全体同志，备有乐队演奏，所有军统局附属单位主管，从来没有如此排场，亦从来没有如此张扬招摇的。”

“别动军”成立之后，忠义救国军原有的建制，并未打乱，依旧是自成体系的格局，只是部队番号改称“别动军忠义救国军”；各地区便衣混城队则被重新编组，比如，第一战区的赵理君部被编为“别动军”第五纵队，而第五战区徐志道部被改编为“别动军”第六纵队。

要说明的是，便衣混城队的改编时间拖得很长，到“别动军第六纵队”成军的时候，已经是1943年的事了，且那时“中英所”都已经“关张”了。

在此之前，戴笠曾经到老河口视察过一次。庞盛文回忆说：

“1942年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临马家岗视察，向徐志道布置任务。戴笠出发时，先到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处，由孙通知李宗仁说戴要到老河口。李宗仁一听说戴要来老河口，就借故到草店八分校去了，委托参谋长王鸿韶代理接见。”

在回忆中，徐志道详细记述了戴笠的这次视察，他说：

“三十一年秋初，接局本部电报，戴先生于某月日（已想不起确期）可抵老河口视察，我即商请农民银行老河口分行经理凤纯德兄（现在台从事工商业），借用该行楼上全部房间，布置临时行馆，并托该行厨司准备餐料，以备戴先生及随从人员住宿便餐。”

按：凤纯德是农民银行的老人，1936年12月就是成都分行的经理了。

徐志道说：“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戴先生来到，在我的办公房间内稍事休息，即命集合全体教职员，学员（共二百八十余人）点名训话，每点一名，必上下注视。所以谁也不敢则声，点训完毕，天已薄暮，我即请戴先生至农民分行休息晚餐，想不到戴先生一指行李对我说：我已带了行军床和干粮来，不必惊扰人家，你也回去休息。”

在回忆中，周称颂说：“戴先生的行止，连如此微末小事，也都一一安排，其顾虑之周到，生活之筒约，实非一般高官所可比拟，我自然不便再说什么，只好敬礼告退。”

事实上，当晚，戴笠请第五战区的有关人员吃了一顿便饭，庞盛文回忆说：

“戴笠一行到马家岗时有几部汽车，车上有电台和许多卫士。他们直达马家岗，戴就住在徐志道的卧室内。戴到后，徐志道以戴的名义宴请了宪兵团长刘家康、警备司令梁家齐。五战区调查室由我作代表。宴会的酒菜及用具都是由戴笠自己带来的。”

席间，戴笠曾问到第五战区“防共”工作情况，庞回答说：“五战区对付***的策略是：内线潜伏，外线包围。”戴听了连说：“很好。”

饭后，戴笠再次召见徐志道，徐回忆说：“大约九点钟左右。戴先生派侍从来召，当我入室时，行军床已经架起，大概干粮也已经用过了。”

戴请徐坐下，说：“明天中午，就在前面操场会餐，饭菜照平时规定，不必另加。”

接着戴又问徐说：“志道兄，怎么你到这里来，不带些人来帮你做事？”

徐回忆说：“我听了一时莫明所以，只得报告说：‘戴先生，我来时，您不是派了几位同志和我一起来的嘛，他们都很努力、负责，我觉得很好。’”

戴“嗯”了一声，说：“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些职员学员名册里面，只有一个江苏人。”

按：在回忆中，徐志道特别说明：“后来查明那位江苏人，是卅三集团军冯治安总司令保送的。”

徐志道回忆说：“这真使我惊奇不置！因为名册是我临时放在讲台上的，事前戴先生没有看过，在点名时，我看他全神贯注着被点到的人，怎么连每个人的籍贯都看了，而且还记的一清二楚呢？”

这时戴又说：“我离开重庆之前，曾到别动军司令部去看过，嚇！周道三（伟龙）已把司令部搞成湖南同乡会了，你正和他相反。”

——湖南人的乡土观念特重，且自视极高，动不动“惟楚有才”。周伟龙在这方面尤甚，反映在工作中就是特别喜欢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徐志道评价说：“后来戴先生突电命我接任别动军司令，这一点、似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