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34)

杜逵来找鲍志鸿，是奉戴笠之命，请他加入军统，并出任第一处处长的。沈醉回忆说：

“（当时）正遇上戴笠想多找—些学军事的人才来主管军统的军事情报，以免让那些没有喊过‘立正、稍息’的文人在处理军事情报时连军语也不懂，闹出笑话，所以要军事情报处副处长杜逵（号亚坪，云南人氏）找几位进来，他便把他在陆大十三期的同学鲍志鸿、胡屏翰等拉了几位进军统。”

——1938年，鲍志鸿在刚受命组建“武汉谍报组”的任务时，还觉得与军统格格不入，担心事情难办，谁知道才过了两年多时间，自己居然一跃而成为军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挂少将军衔！

加入军统不久，鲍志鸿就奉命参与了中英情报合作所的筹备工作，他回忆说：

“1941年，英国对日寇侵略中国采取中立政策，无用奈何地放弃在华利益，将其贪婪的魔爪由太平洋龟缩到印度洋。为要使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牵制日本向印度洋进展，英国给蒋政权一点便利，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和秘密地与之搞中英特务合作，训练军统武装特务，供给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支援国民党政权动荡不安的抗战局势。”

鲍志鸿说：“1941年9月中旬的一天，军统局本部人事科长龚仙舫将戴笠的手令给我看:‘由人凤兄约集志鸿、业道，大铭、仙舫诸兄和有关处科室商讨研究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报核。’并告诉我定明日下午在第三处（即行动处）办公室开会，事关武装特务，我说，明天我在山洞陆军大学讲课，不能参加，我要军事处副处长杜逵和游击科长张彦邦参如开会。”

按：当时鲍志鸿还兼着陆大的教官。

次日晚间，毛人凤遇到鲍志鸿，对他说：“开会你没有到，你去行动科找宋梁看会议记录，有意见同宋梁谈，他好签报戴先生。”

宋梁，也叫宋良，即前面多次提到的周大烈，时任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科长。

鲍回忆说：“我找到宋梁拿卷宗看，首先看侍从室发下的备忘录，是蒋介石与英国商人门德内哥罗的会谈备忘录，系用打字机打的。内容概要:英国商人门德内哥罗从上海经过沦陷区回重庆，日军后方空虚，建议蒋介石在沦陷区发展游击爆破武装特务活动，由英国派专家协助训练，供给武器和爆破器材，扩大游击部队，扰乱日军后方。”

按：据郭旭、文强、徐远举等人的回忆材料，当时最先与中方接触的英国人是安德逊，并非门德内哥罗。

在回忆中，鲍志鸿曾说：“以后，代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阮清源调军统局任第三处处长。据阮清源到重庆后与我谈及：‘所谓英国商人门德内哥罗，是英国在上海的特务负责人，为英国远东特务头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军的旅长。在太平洋战争前，英国特务被日寇监视，阮清源设法以偷运日货将该英物藏在卡车的货物中逃出，从忠义救国军地区沿途护送到重庆，现在门德内哥罗已升任英国驻重庆的商务代办。’”

据鲍回忆，当时大家拟议的合作机构名称为“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英所”。合作方式是：“采秘密方式，不公开对外。”

会议纪要中，特别提到要求“中英所”为军统训练特务武装的有关事宜：

“以军统掌握的武装特务一一第三战区忠义救国军和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成队为基础，与英国特务合作为训练的对象。为合作便利和统一指挥，将军统武装特务改为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在重庆小龙坎设司令部，拟有以下的名称:游击司令部、挺进军司令部、别动队司令部等，将特务武装兵力相应扩大。”

看完会议记录，宋梁问鲍志鸿有何意见，鲍说：

“采秘密方式不公开对外，有点意见。一、德军侵苏，苏联在华顾问在撤退，抗战已无国际援助，英国对我国抗战采中立政策，现在与我国秘密合作，在表面上我们应尊重英国意见，但在实际合作中，我们要扩大秘密宣传，使大家知道中英在搞合作，英国在秘密的援助我们坑战，以增强抗战必胜信心；二、英国要秘密合作，是掩护他对中日战争上的中立政策，我们要把他揭穿，让日寇知道中英在并肩作战，破坏日英外交关系，促使英国在远东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从鲍志鸿的这番话看，此人眼光开阔，有战略意识，不愧陆大教官出身。对他的见解，宋梁也有同感。

对这份纪要，戴笠签批“如拟”，并将“别动队司令部”改为“别动军司令部”，据鲍志鸿说，这是为了“区别康泽的别动队”。

不久，“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为此，戴笠在“总理纪念周”上曾盛赞郑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中英合作，概而言之，有两项比较重要的内容：

第一，以军令部二厅的名义，由军统直接派出“侦空工作队”，到英国在亚洲的各殖民地如香港、印度等地去协助英方工作。沈曾回忆说：

“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在派出人员中，就有沈醉的弟弟沈季龄，沈醉说：

“约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曾以当时航空委员会工作队的名义，由电讯处大特务倪耐冰率领了专门侦收硏译这方面工作的特务沈季龄、胡鸿业等十多人先后在香港、印度工作过一段时期。”

“侦空工作队”是军统局海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面还会讲到。

第二，由英方协助军统组织并训练抗日游击武装，这就是“别动军”。鲍志鸿说：

“根据以上意见（指宋梁给他看的会议纪要），由第三处主稿呈报蒋介石与英国搞中英特务合作。在重庆组织别动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各战区督导组和便衣混城队改为别动军纵队，番号为一至九纵队；忠义救国军仍沿用原名，由两个纵队和一个爆破总队改为三个纵队，一个爆破总队，各纵队由600余人扩充至1000余人，总兵力约1.2万余人，蒋介石批‘可’。”

如鲍志鸿所说，“别动军”的人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除了已经成型的忠义救国军以外，再就是各战区的“便衣混城队”。戈士德说：

“卅一年成立别动军，和英国人合作，以各战区便衣混城队为基础，编为突击营，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和装备。”

忠义救国军是“别动军”的主体，而且忠救军总指挥周伟龙已经在此前担任“中英所”所长，因此，戴笠保荐周任“别动军”司令。

谁成想，一向极少干涉军统局内部中层人事的蒋介石，不知为何，坚决不同意这个安排。

戈士德回忆说：“戴笠保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保了三次没有批准，领袖亦先后提示了三人，戴笠分析每个人的长处和缺点，以为都不适合此项任务，领袖最后答应对周伟龙再作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