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33)
继“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之后，又发生了“五洲旅社汉奸案”，据庞盛文回忆，这是“1941年冬至1942年春末”的事，事实上，此案发生于1941年底。庞说：
“当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老河口后，这个鄂西北小城突然繁荣起来，一时文人学者、富商大贾云集，风流小姐周旋于上层不乏其人。当时出入司令长官部的杜某、谭某、谢某和刘洁人，人们称为‘四大小姐’。”
庞盛文回忆说：“谢小姐爱上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团高射机枪连连长欧迪梅（欧为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亲戚），欧、谢过从甚密，欧也因谢的关系和其他三位小姐有往来。欧有一位同乡、同学廖秉周，廖本是特务团上尉副官，因专门跑敌后做生意而离了职。廖与五洲旅社老板娘有暧昧关系，因而不是住在五洲旅社，就是住在欧迪梅处，这样也跟‘四大小姐’有往来。‘四大小姐’也常托廖从外地带高级化妆品。”
庞盛文说：“当时垂涎于‘四大小姐’的大有人在，如别动军六纵队司令部的少校参谋张合清就属意谢小姐，因谢已属意欧迪梅而拒绝了张的要求，张便怀恨在心。恰好在这时，张被派往武汉搞所谓策反活动，在汉期间，他发现廖秉周在武汉某酒楼与汪伪官员一起喝酒，就偷拍了照片，回老河口向指挥官徐志道作了汇报。”
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庞盛文回忆说：
“这时徐志道已破获了所谓‘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红大衣’刘洁人既然与欧迪梅、廖秉周相识，廖又与汪伪官员在一起喝酒，就很容易地制造成一个‘汉奸案’。廖秉周成了这个‘汉奸案’的主犯，欧迪梅成了连络员，谢某成了窃取机要情报的女间谍，五洲旅社成了汉奸据点。欧、廖和五洲旅社老板娘以汉奸罪被判死刑，当即遭枪杀，而谢某因‘年幼无知’，判刑10年，落入了别动队之手。一场风流案化作汉奸案而告终。”
到此时，各战区便衣混城队的训练阶段均已结束，编练处改称督导组，而经他们训练过的便衣混城队队员亦派回各部队执行“混城”任务。
比较特殊的是，因便衣混城队隶属于不同的战区，故派出以后，没有统一的部队番号，叫什么的都有。比如，第一战区（赵理君）叫“教导团”；第三战区（郭履洲）叫“奋勇队”；第四战区（杨继荣）叫“干训团教导总队”；第五战区（徐志道）则称为“干部教育班”。
这时，徐志道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庞盛文说：
“徐志道站稳脚后，就将五战区各军、各师军事谍报人员集中在马家岗进行谍报训练，开设有爆破、侦察、秘密通信、行动等特务必修课。训练结束后，将这些人编成便衣队，分派到各军、各师及各地。徐从这些人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参加军统，又派出一部分军统特务参加便衣队混入各军中。这样，徐一举两得，既扩大了军统组织，又渗透到各军中去了。以徐志道为组长的长官部督导组隶属于参谋处，在各集团军设支队、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另外还在安徽、信阳、随县、钟祥设立直属大队。”
在被徐拉进军统的人当中，就包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邓文勷。徐志道回忆说：“其时邓文勷同志、系任长官部参谋处参谋，籍隶湖北，可谓人地两宜，经洽请调用，工作上协助不少。”
也是在此时，各战区便衣混城队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变化的原因，是中英情报合作开始了，这是继抗战初期的中苏情报合作之后，中国再一次与国外的谍报部门合作。
中英合作，是军统局首次尝试与国外成立“合资公司”，也是此后中美合作的先声，在这里多说几句。
说起来，中英合作的机会，确实是军统凭自己的本事争来的，而关键就在于魏大铭的电讯部门。对此，沈醉回忆说：
“抗战发生后，军统的电讯处在研译日本空军的密码通讯方面，掌握了一些规律，对于当时日本空军每次空袭重庆之前，侦察机发回日空军基地的电报和轰炸目标的指示积累了许多经验，由于空军在飞行时所使用的密电码较为简单，容易研译出来。每遇空袭，军统便把日机出动情况和可能轰炸的目标，预先通知重庆防空司令部，都有相当准确性。”
防空情报是由魏大铭的电讯处主持的，对此，许多年之后，魏曾不无自得地说：
“以我所知此项防空情报如此敏捷正确，除了我们的侦译敌人各空军基地侦察机及轰炸机的电讯外，尚有派驻在汉口之秘密电台一座，由韩振鹒、蒋勇为同志主持，台址觅得好，即在汉口中山公园西面山坡坡上，能监视到汉口机场敌机起飞、降落等情况，故敌机整队离汉口时，已有电报来了。另外我防空司令部亦建有我方区域内之地面监视，利用有线电话报告敌机经过某地等情形，故前前后后互有情报对证，万无一失也。”
军统方面对日军密码的破译以及军统在电讯方面的综合实力，令英国谍报部门十分钦佩，双方的合作遂一拍即合。用沈醉的话说：
“因此引起了英国驻在重庆的特务们的注意，便希望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而把这一套东西剽窃过去。军统也想通过与英帝合作的关系，偷学到它的一些东西。”
最初，中英情报合作是由郑介民主导的。沈醉说：
“一九四零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帝密切。以免引起英帝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帝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同年秋，通过郑与英帝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
最终，蒋介石决定，由军统局出面与英国合作，成立中英情报合作所。
参与筹备工作的，就包括刚刚当上军统局第一处（军事情报处）处长的鲍志鸿。
——1940年7月，鲍志鸿从武汉逃回重庆，到他的“母校”陆军大学当了一名教官。
这时，鲍在陆大“正则班”第十三期的同学杜逵找上门来了。
杜逵，1906年生，云南昆明人。
杜逵原是郑介民的班底，自从郑当了军令部二厅第三处处长以后，杜就一直在三处工作。曾在二厅通讯总所当所长的邱沈钧曾说：
“第三处主管所谓‘国内情报’。军令部第二厅自成立之日起，戴笠就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个处。不仅处长杜逵，科长舒治鸿、廖剑萍等，连科长以下的人员，绝大多数也是军统分子。这些人并不单纯是二厅的工作人员，还有军统的组织关系。他们来到二厅工作，首先是通过军统的调派，本人无权直接向二厅办理报到，或申办离职手续。第三处内也有少数非军统人员。”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鲍志鸿通过私人关系调到军令部二厅第三处当上校参谋，因此他就属于邱沈钧所说的“少数非军统人员”之一。
武汉沦陷之后，鲍留在武汉做“地工”，杜逵则随军令部二厅“转进”重庆，并回到军统局本部，不久后升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