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32)

在回忆中，李宗仁说：“老河口为鄂北襄河东岸的商业市镇，亦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场。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贯通豫西平原，直达洛阳。另有公路通汉中，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况因该市在襄河东岸，故也兼有水路运输之便。虽云山高水陡，道路崎岖，然抗战八年，军事物质的运输实利赖之，以故就形势说，长官部设于老河口，实较适中。”

李宗仁的手下，也有一个谍报机构，即司令长官部调查科，科长叫庞盛文，他回忆说：

“1938年冬，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以下简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调驻湖北樊城。是时，我从广西桂林五路军总司令部调任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军纪督察处密查队队长。1939年，国民党当局掀起了反共**，李宗仁为适应这个变化，着我兼任了五战区长官部调查科长。五战区司令部是桂系天下，我是桂系特务组织的成员。”

庞说：“不管是属于国民党蒋介石嫡系的特务组织，还是桂系的特务，他们虽然各为其主，但在反共反人民、反对革命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两派特务之间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就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特务军统、中统之间，为了向蒋介石争宠，也同样存在又联合、又斗争的现象。当年鄂北地区特务组织多如牛毛，特务活动十分频繁，真可谓特务处处有，特务满街走。”

在庞盛文所说的特务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徐志道和他的第五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处。

按：在庞盛文的回忆中，把徐志道部称为“别动军第六纵队”，这个其实也没错，但那是徐部在改编为“别动军”以后的名字。因庞并非军统干部，搞不清其部队番号的沿革演变，这也很正常。

1940年8月底，徐志道来到老河口，第一件事自然是拜会“李长官”，当时李很客气地说：

“已奉到委员长电令，表示欢迎来战区帮忙，关于训练地点、房舍用具、暨编练作业等，与副官、参谋两处连络。”

徐志道回忆说：“辞出后，即至副官处接洽，蒙已觅妥老河口附近乡间之马家岗，教室及桌椅等用具，亦已布置就绪，遂偕同随来人员迁入居住，开始筹备成立编练处。”

关于“编练业务”的开展，徐志道说得很简略：“并分别与各部队联系，定期遴送优秀下级干部，分批编训，分批派遣敌后工作。”

对此，反倒是庞盛文说得很清楚，显然，他根据李宗仁的指示，对徐志道部进行了密切监视，在回忆中，庞说：

“徐志道为了在五战区站住脚，就以江浙同乡的名义，经常宴请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贻、中央银行行长于在民，福生樊庄主任钱卓、经济委员会主任许凤藻和中央日报社特派员范世勤等，企图在五战区组织一个江浙同乡小集团。徐志道站稳脚后，就将五战区各军、各师军事谍报人员集中在马家岗进行谍报训练，开设有爆破、侦察、秘密通信、行动等特务必修课。训练结束后，将这些人编成便衣队，分派到各军、各师及各地。徐从这些人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参加军统，又派出一部分军统特务参加便衣队混入各军中。这样，徐一举两得，既扩大了军统组织，又渗透到各军中去了。以徐志道为组长的长官部督导组隶属于参谋处，在各集团军设支队、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另外还在安徽、信阳、随县、钟祥设立直属大队。”

在回忆中，徐志道还说：“一般业务之推展，除实习爆破不慎、炸伤学员数人，暨查获一医院院长为敌方间谍，送请判处死刑，与唐军法监稍有争执外，幸未遭遇若何困难。”

按：“唐军法监”指唐星，时任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

事实上，徐志道所轻描淡写的“查获一医院院长为敌方间谍”，即当年老河口著名的“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

——老河口虽是个小地方，却是鄂西北天主教的中心，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中曾专门提起，并诧为奇事，他说：

“迁老河口以后，使我最感诧异的，是人民生活极苦，教育水准极低，唯天主教势力却极为雄厚。教堂建筑巍峨，拥有大量的耕地，据说从未纳粮完税，官吏也莫奈伊何。佃农多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会包庇为非作歹，而官厅则唯恐引起外交纠纷，只得隐忍不问。以故意大利的神父俨然一方的土皇帝。不过当地基督教会的作风则比较开明。”

早在1938年，军统局襄阳组就发现老河口的某天主教教堂有问题，11月28日，有关方面羁押了意大利籍主教费乐理和神甫范济黎，并搜出了电台等证据。当时光化县民众极为愤慨，曾举行万人游行示威，要求严惩间谍，但国府因担心闹出“外交纠纷”而将有关教士放掉了事。

事后，戴笠还亲自到光化县视察，并建立了老河口组。

在老河口众多的教堂中，有个福音堂（这建筑今天还存在），范友信就是在福音堂长大的。庞盛文说：

“范友信从小居住在老河口福音堂内，其父范正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是福音堂内牧师的专用厨师，其母在福音堂内当杂役。范友信从小就生活在洋人之中，谙熟外语，福音堂内牧师着力地培养他成为一个西医。1933年，范友信在老河口市中山公园西北角购得一块地皮，盖起了惠民医院，成为老河口屈指可数的富翁。惠民医院虽为一家私立医院，医术较高明的也只有范友信一人。但由于范依靠教会力量，医疗器械较为完备，药品也比较齐全，在当时超过了五战区的医疗机构，这就召来了官府之忌。”

由范友信又牵扯出一个“时髦女郎”刘洁人，她就是所谓“红大衣”。庞盛文说：

“身为五战区长官司令的李宗仁喜欢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打网球，而每当李宗仁打球时，总有一个衣着入时、年轻漂亮的女子主动给李捡球，此女子叫刘洁人，湖北京山县人，外号‘红大衣’、‘红姑娘’，其父为湖北钟祥县某医院的医生。刘系范友信家庭教师，她不仅与李关系密切，也与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张元良、少将副官处长农之政等来往密切。”

庞说：“刘洁人的行动引起了军统的注意，就派军统特务徐大中以治疗肺病为名，住进惠民医院进行侦察。徐侦察了大半年，报告说惠民医院防空洞内夜间有收发报机发报的声音。军统又得到臼口区区长王启东报告说：刘洁人的父亲和日本人来往密切，刘洁人曾到武汉接受日本人的特务训练6个月。这样，军统就认为范友信是汉奸，刘洁人是范的联络员。”

最终，范友信以间谍罪被枪决，庞盛文回忆说：

“1941年7月，军统组长王晓辉(王守典)带领特务，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宪兵营的配合下，逮捕了范、刘二人，搜查了惠民医院。搜查结果只找到400多块银元，几两鸦片烟土，还从废铜烂铁中找到一根两尺长的铜丝。王晓辉虽然没找到电台，但找到了一根铜线，以此认定铜线是收发报机的天线，就判处范友信死刑，立即执行。范临死时高呼‘冤枉’。惠民医院的财产则全部充公，‘以资抗战’。”

庞还说：“至于刘洁人，则长期被关在马家岗，后来成了六纵队指挥官徐志道的姘妇，并怀了孕。徐志道的老婆黎某是当时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的妻姑母，黎为吃醋和徐志道大闹，徐才无可奈何地将刘秘密解送房县关押。”

刘洁人是不是“归”了徐志道，还真不清楚；但徐的太太黎佩云与梁寒操沾点亲戚，这个倒可能是真的，因梁寒操的太太叫黎剑虹（当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书画俱佳），且徐在回忆中曾多次提及与梁家的交往，如：

“内子黎佩云原亦在警卫司令部政训处工作，自该处撤销后，即承梁寒操先生推荐，服务于国民政府副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