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31)

1940年春，徐志道奉命卸去忠救军的职务，回到重庆。他回忆说：

“民国二十九年春，我到重庆后，谒见戴先生时。除报告工作经过情形，并蒙殷殷嘉勉外，命至中央训练团报到受训。我受训的那一期是第七期，团长系由委员长自兼，陈辞修先生兼任副团长，王东原先生担任教育长，由兼团长亲自主持宣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于廿九年四月十五日毕业。”

次日，戴笠召见徐志道，派他任军委会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学员队长。

在军统搞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比较特殊，因为这个班训练的并不是军统自己的干部。沈醉在回忆中曾解释说：

“约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当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都迁到重庆以后，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为防止敌伪方面和***派人打入这些机关进行谍报活动，应当在每一个单位中抽调一批可靠人员进行训练，以便增加军统的耳目。蒋介石称赞这是一个好办法，便用蒋介石名义密令各单位主管官选派自己认为可靠的亲信交给戴笠来进行训练组织。这个防谍组织定名为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而实际上主要工作却一直是防范***。”

沈回忆说：“这个班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共办了两期，每期二三百人，大都是各院部会等中央机关主管人的亲信秘书或科长级人员。这些主管官也有自己的打算，乐得把自己认为可靠的人选派去受训，这比特务机关秘密地在里面拉人要放心得多，所以大多数都不反对这一作法。这个班主要是传授一些特务工作的常识，教他们如何注意分辨可疑分子，以及与军统特务如何进行联系的种种办法。”

由于“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的特殊性，这个班的学员队长与副主任一个级别，都是少将级的干部，这样，徐志道轻轻松松地挂上了少将军衔，也许这是戴笠对他在忠救军一年来出生入死的酬庸吧。

徐回忆说：“到职后，大约还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九时左右。戴先生派人来召，我就偕同来人往谒，至时见戴先生独坐在会客室中沉思（会客室甚大，好像不是曾家岩那座房子），我入室敬礼后，戴先生站起来握手让座，垂询中央各单位调训人员人数（当时受训人员，系指定由各部会中级以上职员中遴送）及编训情形等。”

听了徐的汇报，戴笠忽然说：“志道兄，你既已担任了队长，我想班本部业务、并不太多，副主任一职，即由你兼，怎么样（主任系戴先生自兼，那时副主任为刘藩兄，军校一期先进）？”

徐听了一愣，心想：“我对班内情形还没弄清楚，刘兄又系老大哥，这怎可以？”

于是，徐“坦诚报告”说：“戴先生，我担任队长还没几天，就调动主持班务的副主任，似乎不太好，戴先生如果另派其他同志接替副主任职务，我不敢有何意见，如要我来兼任，我觉得很为难，并且刘副主任处理班务很细心，大家对他也很好。”

戴想了想说：“我本来另有一件事，要刘藩兄去，你现在说的也对，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对此，徐志道在回忆中颂扬说：“戴先生处事非常积极，即决即办，但如当你说的有理、或认有不妥时，亦并不坚持己见，此实非一般自以为是、固执成见之高官所可企及。”

徐回忆说：“我记得廿九年六月中旬，秘密监察人员第一期受训结业，第二期尚未定期召集，一时颇觉清闲，直至是月底，戴先生召见，先后到达的同志、连我在内好像有四、五位（杨蔚兄与赵理君兄，那天亦仿佛在座）。”

戴笠见人已到齐，于是宣布说：“委员长已决定在各战区编训便衣混成队，扩展敌后破坏、策反袭击等工作，每战区派一少将编练专员（后改为督导组长），任务至为重要，希望大家悉力以赴。”

徐志道回忆说：“于是指派××至×战区，××至×战区，惟提到第五战区时，在座同志均表示不愿去。戴先生沉默些时，即对我说：‘志道兄！我想还是请你勉为其难。’”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蒋介石都拿他头痛，大家都怕和他打交道，徐志道自然也不想去，他在回忆中说：

“我也久闻李宗仁是桂系军阀，很难相处，且传说我们在该战区之情报人员，已有过被扣监禁情事，我虽不怕艰危，但是李宗仁倘不合作，甚或给予阻扰，则此一任务，即很难达成，将来如何对得起长官。”

于是徐说：“戴先生派我至任何地方，或即赴汤蹈火，我不敢辞，至于第五战区方面，我想还是遴派一位两广籍的同志去，较为适宜。”

戴笠听了，想了想，说：“好，五战区的事另外研究。”

过了两三天的一个下午，戴笠的秘书郭斌来了，对徐志道说：“戴先生今晚请客，要我来请你去作陪，希望你早一点去。”

徐回忆说：“我即预感到，今晚一定会再提到五战区的事，但又不能借故推辞，只得准时赴宴，饭后客人陆续辞别，戴先生独关照我稍等，我心中颇感犹豫，待送客走完后，回身引我进入休息室。”

果不其然，戴笠说：“志道兄，五战区编练专员人选，我已考虑很久，你从前在成都，对于四川那些将领，都应付得很好，怎么现在没有这勇气了？你还是准备到五战区去，我已派定报务员和爆破、行动等教官，你不要再辞。”

这时，徐觉得戴笠实在“苦人所难”，于是“力请另派干练同志”。

这时戴说：“我告诉你，这是委员长决定的，你真的不愿去，那你就自己去见委员长报告。”

话已至此，徐志道不可能也不敢再推辞了，他回忆说：

“我听了深感惶恐，为了我一时的固执，还去麻烦极峰，岂不罪过，而戴先生不予斥责，必使我自己感悟，如此容忍推爱，就是跳火坑，我也只有跳下去了。”

1940年7月中旬，徐志道率部离开重庆，赶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鄂西北的小镇老河口。

——第五战区刚刚成立的时候，司令长官由蒋介石自兼，长官部设在徐州，作战地区是津浦路方面。1937年10月，李宗仁接任以后，因抗战初期的节节败退，第五战区的作战区域不断调整，司令长官部也不断西移，由徐州而河南潢川、而湖北蕲水、而黄陂、而黄安、而安陆。到1938年11月，即武汉沦陷之后，李宗仁将长官部安在了樊城。在回忆录中，李解释说：

“因按军令部于武汉失守后的新规划，本战区现辖防地，计包括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向则敌后的大别山和皖北、皖西、鄂东各县也在本战区防地之内。故樊城实为指挥本战区内战事的最适中地点。”

1939年5月，第一次随枣会战之后，军委会对第五、第六两战区的作战区域做了微调，李宗仁回忆说：

“但是自武汉失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因素为蒋先生所宠信而身兼数要职。然事实上未能常川坐镇前方，指挥作战。军委会乃将其辖区分割，另成立第九战区，任命薛岳为司令长官。另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指挥。五战区重心既已北移，则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秋，我乃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光化县的老河口。”

这样，老河口，这个湖北光化县的“城关镇”，由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到来，陡然变得热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