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30)

徐志道心想：“他（指戴笠）这次派我去澄锡虞视察，难道是在磨练我？还是测验我？说我已能肆应敌后工作，那到底要我在敌后负些什么任务？”

于是，徐谦虚地说：“这是我去年在沅陵出发时，紧记戴先生的周密指示，时时警觉，幸未发生事故，这也许是侥幸，我以为没有什么进益。”

戴笠接着说：“我要告诉你，周伟龙同志已离开上海，忠救军淞沪指挥官职务，我已电告副总指挥杨蔚同志去兼任，大概不久就会到上海，徐光英同志还有别的任务，在上海也不会太久，以后你就和我联络好了。”

按：前面说过，1938年11月29日，周伟龙在上海被捕，旋经戴笠营救出狱，回重庆任职。

徐志道听了，更觉莫名其妙，因为戴笠说的这些人事调整，与他几乎毫无关系，他既不想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徐回忆说：

“我深知道，特种工作的信条，是秘密第一，任务不同的各个工作单位，就是同在一个地区，如无上级指示，彼此也不会联络，也无从联络（就是只有纵的连系，没有横的连系）。我听了他说的人事安排，只有‘是、是’而已。”

这时戴笠看了看表，莫测高深地说：“你也累了，暂去到左边的那个空房间休息，晚上就住在这里。”

徐回忆说：“那房间面对宽敞的花园，景色宜人，房内床铺桌椅齐全，是现成的客人房，副官离去后，我就脱下外衣，闭门倒在床上睡息。”

想不到的是，没一会儿，副官就来叫：“徐先生，戴先生请你马上过去。”

徐回忆说：“我一听，简直有点‘不知所云’，暗想，到底有什么事，为什么事，为什么刚才不说？边想边就起床，穿上外衣，洗脸整洁一下，开门走去客厅。”

戴笠已经在等候他了，说：“志道兄，我想起，今天有几位客人，我要接见，可是他们没有来过这里，我也不能事前告知他们地点，你马上坐汽车，逐一去接送他们，汽车已停在大门口，速去速来。”

说着，戴递给徐一张名单，说：“人名和住址，都在上面，注意不要丢失，用过就毁掉，那些客人住的地点，司机都找得到，你只要交代司机开到什么地方好了，快去吧。”

徐志道回忆说：“我走出大门，果有一辆豪华汽车停在那里，匆匆走上汽车，一看名单，所列的姓名，都没有听说过，当然更不会认识，猜想也许均是化名，等见到了再说吧，就把第一名客人的地址，交代司机开车。一个人默默坐在车上，愈想愈觉得戴先生的高深神秘，令人无从悬测。”

徐是思维极为缜密的人，在当时，他有三个疑问，第一：

“去接那些客人，假如要保密的话，尽可于事前约个联络暗号，就命司机开车去接来，不很简单吗？再不然，派副官去一下，也很方便，为什么一定要我走这一趟？”

第二：“现居的别墅所在地，既要保密，事前不使那些客人知道，那么接来之后，不就给他们知道了吗？他的用意，是不是于接见那批客人之后，就要离开香港，纵让他们知道，也毋须顾虑了？”

第三：“那些客人，一定都是在香港负有特别任务，那么戴先生要我去接送他们的用意，是不是想使我和他们各别搭上关系，以后就命我在这别墅，负责联络，策划工作？”

徐回忆说：“在迷迷糊糊的乱想间，汽车已开到了第一个目的地，下车看了门牌，没有错误，就走上楼去轻按电铃（记得是在二楼上）。一位年约四十来岁，身穿西装，手持瓜子帽的先生开门出来，一见面，就问我：你是×先生（叫我的化名，镇东）吗？我答：正是。他连请我进去稍坐一会的应酬话也没有，忙说：那我们这就走吧，随手锁上房门。我立即明白，这一定是戴先生已有电话联络，交代他等我一到，就和我去别墅，所以他把帽子也拿在手上了，因即连声应道：‘好、好’，边就相偕下来，登车驶返别墅，陪他进入客厅见到戴先生后，我即退出，回房休息。”

徐志道说：“约摸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副官过来招呼我去客厅，见戴先生已和客人站在客厅门口讲话，但闻戴先生说：‘好，以后就照这样办。’侧首望了我一下，就和客人握手，边说：‘你们一同去罢，再见。’就转身入内。”

如此这般，一直到晚上近九点钟，徐志道一共接送了三位客人，连晚饭都没让他吃，只是抽空吃了一些“点心”充饥。

第二天依然如此，徐志道都记不清折腾了几趟了，仿佛戴笠要他来香港，就是帮着接送客人的。

直到当天晚饭后，戴笠才有机会与徐详谈。

当时戴解释说：“昨今两天接见的客人，都和我们工作有关，其中有几位，参加工作还没多久，大体说来，能力都还不错，现在港九地区的工作，我已了解，安排好了，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徐志道回忆说：“我一听他说明天就要走，立即意会到，他为什么保密驻在的别墅地点，事前不使准备接见诸客早知道的道理，一则因有几位客人，参加工作不久，不能不顾虑到他们的忠贞程度，一则他是我政府抗战，对敌特种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倘其行踪事前暴露过早，汉奸敌特得以迅布陷阱，那就失误太大，这不是他个人的安危问题，而是为国家抗战前途审慎以处。”

于是徐问：“戴先生是不是要我留在香港，还是仍回上海？”

这时，戴“蔼然一笑”，说：

“呃，我就是要和你谈谈这事，当我电报要你来香港的时候，原打算让你了解一下这里情形后，留在这里工作，但现在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必须马上处置，那就是浦东忠救军第三纵队指挥于陶生、和第一纵队指挥何行健，他们两人间成见甚深，这样下去，恐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我想把于陶生调开，改派你去接他的指挥职务，你有没有意见？”

——果然是要他去忠救军工作，徐听了，毫不犹豫地说：

“我没有意见，只要戴先生认为适当，不论什么地方和什么任务，我都愿意去试试。”

徐回忆说：“戴先生好像对于我这答复，还算满意。”

接着戴又说：“香港这地方，我知道你还没游览过，你可以去各处看看，但不能太久，我估计，你能在十天以内，回到上海，也就差不多了。”

何行健即何天风，徐志道加入军统不久，对他并不熟悉，正想问问情况，戴又说：

“你回到了上海，江一平先生那里，你应该先去看看他，就说是我要你去拜访的，他会照应你，再有，何行健经常在上海，他对浦东情形，颇为熟悉，在你去浦东之前，不妨多找他谈谈，了解了解浦东最近的情况，好作心理上的准备。”

徐听了，遂“起身敬礼辞别”。

次日一早起来，戴笠已经走了，徐志道回忆说：

“民国二十八年春在香港和戴雨农先生相处的最后两天因为心情忽张忽弛的关系，显得有些疲乏，当夜就寝熟睡，一直到第二天九点多钟方才醒来，急忙起床盥洗后，轻步趋至客厅走廊探望，寂无声息，知道戴先生果已带着副官走了，真像是一条飘忽的神龙！”

此后，徐志道遵令回到上海，先接了忠救军第三纵队指挥，后改任忠救军淞沪指挥部参谋长，据他说，当年曾“被敌伪五路围捕，险象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