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9)

在便衣混城队的组建中，第五战区编练专员的派遣，费了很大周折，最终，这个位置派给了加入军统不久的徐志道。

徐志道，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但因徐是曾经当过保密局“局长”的人，故需要往回多追溯一段时间。

在加入军统之前，徐志道干了十年的宪兵。

1931年12月，首都卫戍司令部组建宪兵特务营，原宪二团三营少校营附徐志道被司令谷正伦任命为少校营长。

仅过了一个多月，1932年2月1日，在“一二八”的炮火声中，宪兵司令部成立，由南京警备司令（由首都卫戍司令部改组而成，执行地区扩大）谷正伦兼任宪兵司令，谷正伦“宪兵之父”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徐志道说：“从那天起，合法的正统宪兵，才算顺利诞生。”

1933年4月，谷正伦成立宪兵训练所，自任所长，徐被调任训练所教务主任，并晋升为中校军衔。

1935年5月，徐志道回到宪兵司令部，任总务处中校教育科长。1936年3月，徐升任宪兵司令部总务处处长，仅一个月后，又兼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官处主任。

徐志道回忆说：“总务与副官两处的业务，较为繁杂，尤其司令交办之事颇多，每日必须待司令离部后，方能下班，而谷司令的习惯，下午到部时间，往往在三时以后，离部时间，则总在七、八时左右，有时处理公文至九、十时者，很难一定，好在我总小心翼翼，幸未受过责怪。”

徐还说：“那年六、七月间，暑热天气的一个下午，教导团长张镇兄为了一笔经费，一定要我签办核销，我看了内容，完全不合规定，只得婉言解释，可是张兄一再强调，说是事非得已，好像必须要我卖这一次交情，我为顾到‘守法奉公’的处事原则，实不敢以私情影响公务，乃婉言劝请面报司令官批办，以致怏怏而别。事后想来，我似乎太固执了一点，可谓不通世故人情者。”

1936年8月，徐志道的任官军衔晋升为上校，这样，从1926年的北伐开始，他用了十年时间，从一名学兵干到上校，距离每一个军人都梦寐以求的“红边一颗花”，仅一步之遥了！

但这一步很难。

1937年1月，徐志道被派到成都、接替文重孚任宪五团团长。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徐志道还感到很诧异，这是因为：“现任宪五团团长文重孚，曾是委员长的侍从副官，是委员长命令妥派的，怎能遽予调动！”

——文重孚被免职的原因，是与他手下的一个营长、军校四期毕业生夏之时不和，互相攻讦，闹到不可开交。无奈，谷正伦只好将夏调走。

没想到文重孚还“来劲”了，不依不饶，因夏之时是贵州安顺人，与谷正伦是同乡，文认为谷偏袒于夏，遂不顾一切，坚持要将夏之时“捆送重庆行营”，按军法“严办”。

谷正伦本就是看在蒋介石的面子上，对文曲予优容，至此终于忍无可忍，以文重孚“骄纵狂妄，影响政府威信殊巨”为理由，呈请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批准，将文免职，以徐志道接替。

按：此后，文重孚被任命为长沙丨警丨察局局长，最终成为“长沙大火”的三个替罪羊之一。

抗日军兴，1937年9月，宪五团被调回南京，准备参加抗战。不久后，徐志道也离开他干了十年的宪兵部队，1938年4月，桂永清重组第二十七军，请徐去给他当参谋处长。

徐到武汉，没有见到桂永清，却见到了戴笠，一谈之下，戴以为徐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这时恰好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戴当即请徐加入“团体”，并委以军事科长的重任。

徐志道就此加入军统。

按：幸亏徐志道没有去第二十七军当那个“参谋处长”，因就在一个月之后，二十七军在兰封战役中失利，桂永清被撤职，从此桂再也没有在陆军的作战部队中任过职。

此后不久，徐志道被派赴上海工作，联系人就是忠救军参谋长徐光英。他回忆说：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廿日稍后，我在上海，接获徐光英兄转来戴雨农先生电报，命我即赴京沪路之无锡、常熟、江阴一带，视察忠义救国军各单位工作，瞩切实注意工作缺失，指导改进加强。”

视察过澄锡虞三地的忠救军，已经是1939年1月初，徐志道回到上海，将经过情形“电报戴先生，等候指示次一步的任务”。

徐回忆说：“很快到了农历春节，大家正在热闹地过新年，戴先生的覆电到了，译看电文，非常简单，略谓，顷已来港，盼速设法于×日前到达香港，一切面叙（电内注有地点，现已想不起来）。随将电报毁掉，开始作赴港准备。”

徐志道虽然是黄埔学生，却从未去过香港，他回忆说：

“到达香港码头上岸，已是十一点多钟，市上人车熙来攘往，看是热闹非凡，我初进入这陌生都市，四顾茫茫，不知走向何处，问了几位站在马路上的交通丨警丨察，都答不知道那地点，有的忙着指挥交通车辆，连头也不回，挥手示意走开，也问了几家商号，均无结果，顿使我着急起来，转了几十分钟，走到一家小吃店门口，觉得肚子也有些饿了，就进去吃点心，顺便问问跑堂的，那跑堂眼睛瞬了几下，啊了声说：‘有这地方，那好像是××湾，向山上去的一条马路嘛。’”

徐志道说：“吃完点心，暗忖，也没有其他办法，不妨先去××湾试试，找找看，万一仍找不到，只有先住进旅馆，再慢慢探听，因即雇了一辆街车（好像称作‘的士’，和现在台湾的计程汽车差不多），告知司机，直驶××湾。约摸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了山脚边一条上山的马路，抬头一望，果见半山腰马路旁，耸立着一幢独家洋房（后来才听说这幢洋房是金融界闻人贝松荪先生的别墅，贝先生也是支援戴先生工作经济的爱国绅士），汽车驶抵洋房大门口停下，下车一看门牌，和戴先生电报所示的地名号数相同，心头顿感轻松，立即付了车资，伸手叩门，门启露出开门人的面容，正是经常跟随戴先生的那位侍从副官。”

这个人想必就是贾金南了，他一见徐，即低声说：

“戴先生等你好久了，昨天还和一位同志提起。你应当就会来，现在里面没有客人，正好、正好。”

说着，这人引徐进入别墅，不一会儿，戴笠匆匆走进客厅，“含笑点头”，与徐握手，说：

“好、好，你辛苦，请坐、请坐！”

接着就问：“看过江一平先生没有？”

按：江一平是上海的名律师，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结婚的时候，经办律师就是江一平。

1928年春，蒋介石与陈洁如分手，代表蒋出面与陈谈条件的，依然是江一平。

徐听了，说：“还没去拜访。”

戴笠“嗯”了一声，说：“你先后来的电报，我都知道了，你这一次到敌后去，时间虽还不久，但你的机智和警觉性，我知道，已能肆应敌后工作，过去已有几位同志，因不够机警，暴露身份，以致失败，这是敌后工作最要注意的一点。”

听了戴笠的话，徐志道觉得有些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