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8)

杨继荣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叫做刘嘉树，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26年，刘嘉树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当第二大队大队长，他的队里有个学员日后非常出名，那就是萧克。

当年，萧克本也是到广州报考军校四期的，不巧已经招生完毕，于是进了宪兵教练所。他回忆说：

“我带着国恨家仇从军，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总想在有限的几个月中学到更多的军事知识，从军前，我读过几本古典兵书，有一些军事基础知识，因此，对教练所的课程总感到有些‘吃不饱’，有一次，我因事到大队长刘嘉树房里，见到他桌上放着一些书，内有《战术学》，《筑城学》，《交通学》，《兵器学》，就问他:‘我们怎么没有学这些教材？’他说:‘这是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

萧克回忆说：“我就向他借来看，借一本，读一本，送还再借，不管白天上课和操练有多紧张，劳累，晚上我都要挑灯读书。”

萧克说：“我很感谢刘嘉树大队长，后来，我曾遇到过他，但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相遇的。”

——1931年，刘嘉树在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当团长，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结果在方石岭被歼，刘本人亦被俘。萧克回忆说：

“1931年我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抓了很多俘虏，一天，我到兴国开会，路过一个关押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地方，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是些什么人，就向着守人员要了一份名单，一看有刘嘉树的名字，便问:‘他是哪里人？’看守告诉我:‘是湖南益阳人。’我想，一定是刘大队长了，便进去，一看果然是他，他也认出我了，被俘前他是国民党韩德勤师的团长，面对当年曾是他的学生，如今穿红军军装的我，他很不自然，我见他被捆着，就问看守:‘是不是都要捆起来？’看守不置可否，我说：‘已经俘虏了，就可以不捆了。’看守给他松了绑，他揉着被捆麻的双手，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却没有说什么。”

萧克回忆说：“我的部队有个医生，是第二次反‘围剿’俘虏的，也是湖南益阳人，此时正在兴国办事，我问他认不认识刘嘉树，他说认识，我就从自己的零用钱中拿出一块光洋，让他送给刘嘉树，医生把钱送去，回来告诉我，刘拿到钱，十分感激，一再表示谢意，我说:‘他与我有师生之谊，你知道我们红军的制度，不分官兵，只发点零用钱，我能做的仅此而已。’据说，后来他家里把他赎回去了。”

对此，刘嘉树回忆说：“我被俘后，受到红军的优待，刘畴西、左权曾要我参加红军，萧克将军也劝我当教官。我因归家心切，怕苦怕困难，没有答应，终于被释放了。1932年，我回到南昌，国民党当局极为惊异，以为我被俘后必遭红军杀害，但事实上不仅我刘嘉树受优待，释放回家，整个第五十二师的官兵不愿参加红军的，都被释故了。”

这段当俘虏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刘嘉树的前程，1933年，刘嘉树成为二十二师四十六旅旅长，挂少将衔，后又成为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按：萧克想不到的是，十几年以后，刘嘉树居然会又一次成为自己的俘虏。

也是在此时，杨继荣被戴笠看上。乔家才说：

“戴雨农先生知道杨继荣是黄埔同学中杰出的人才，想尽方法罗致他，但是他不愿意干带兵以外的工作。二十四年有一次，委员长在庐山召见时，他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当他正等候晋见时，戴先生进来，同他打个招呼，入内去了。”

戴笠出来时，对杨说：“我今晚回南京，希望你一两天来京一谈。”

杨继荣听了，莫名其妙，一会儿见到蒋介石，蒋说：“戴科长的工作很重要，你去帮助他。”

乔家才说：“这一次委员长召见他，究竟是专为派他协助戴先生，还是临时决定，他弄不清楚，既是委员长当面交代，不愿干也得干，他就这样参加了戴先生的工作。先在书记室任书记，待梁干乔调军委会第六部第二处长以后，他代理书记长，书记长也就是戴先生的幕僚长。”

此时的杨继荣年仅29岁，加入“团体”也只有三年时间。

前面说过，军统局的书记长（主任秘书）相当于“三把手”，很管事的，因此，尽管杨代理书记长为时极短，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此后在军统中的地位。

乔家才回忆说：“戴先生智慧极高，却不刚愎自用，能接纳建议，从善如流。杨继荣担任书记长以后，主张建立制度，一切有所规定。戴先生觉得这种工作是非常工作，不能以常情常理来处理，必须随机应变，没有制定什么制度的必要。杨继荣以为没有制度就不能驭众，非要不可。杨继荣说：‘戴先生！你可以按着你的意图、你的需要去做；但是我们就必须有所依据，才不会把事件处理错误。’”

戴听了说：“好了，你去做罢！当然我也不能例外，会遵循你们的规定。”

据乔家才回忆，这一期间，杨继荣曾两次目睹戴笠流泪：“一次是他派在‘南岳游干班’工作的一位第六期同学，犯了锗误，不能宽恕。”

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军校六期生王百刚，时任临训班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沈醉回忆说：

“戴笠听到叶剑英当时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这门功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好去对付中共，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这个班去工作，以便剽窃到这方面的东西。以后王百刚运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这个特务表演的技术非常拙劣，弄得人赃俱获，使戴笠很下不去，本来偷窃罪不该死，可是他的任务既没有完成，又给戴笠丢了脸，戴笠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

另一次就是前面多次提到过的长沙“文夕大火”：“长沙大火发生时，他（指戴笠）适在长沙，一面上电委员长，一面赶快去找张治中，力加阻止。那时张治中骄狂万分，哪里会接受他的劝告。大火后第二天早上，他偕杨继荣巡视火烧后的长沙，他为长沙人遭受这样的浩劫，忍不住哭了，这是杨继荣第二次见他流泪。”

1939年，杨继荣被派到广西，此后，军统在广西设立的各种各样的公秘机构，负责人一律由他兼任，成为不折不扣的“广西王”。乔家才说：

“为巩固西南工作，戴先生派杨继荣到广西桂林，时桂林行营主任为白崇禧，参谋长为林蔚，杨和他们都有私交。先为杨成立行营谍报组，后改为情报处。行营又委派他为‘越桂边区守备指挥’，指挥部设靖西，实际他并不能坐镇那里。军委会在柳州设有‘西南训练班’，杨继荣兼任班主任。他在西南，炙手可热，身兼数职，奠定一种极好的公共关系。”

“二十九年四月军事委员会令各战区编训混城队，成立编练处，由军统局派编练专员一人，教官三人至五人，杨雄荣兼第四战区编练专员。第四战区在柳州，司令官为张发奎，是他的老师长，一切非常顾利。三十年财政部增设缉私署，各省成立缉私处，处以下设查缉所及分所。杨继荣兼任广西缉私处处长。”

乔家才评价说：“他（指杨继荣）在抗战八年中，为戴雨农先生负责西南方面的工作，独当一面，应付于西南各方面，相处得和和睦睦，任何问题，得心应手，无不迎刃而解，为戴先生减少许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