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7)

前文所述，在桂林为唐生明的上海之行跑前跑后的，就是第四战区编练专员杨继荣，他是军统在抗战时期的“广西王”。

前面说过，在军统高干当中，最终干到了“任官”中将的湖南人，只有六个（如果加上唐生明是七个），其中就有杨继荣一个。

杨继荣，1909年生，湖南邵阳人。

杨继荣也是“著名”的军校四期政治科出身，参加过北伐，毕业后分配在第四军工作，其师长即张发奎。乔家才说：

“杨继荣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从见习官、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都在第四军第十二师。第四军当年有三个师，第十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一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公誓师北伐，十二师所向无敌，号称铁军。从铁军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干部，自然不同凡俗。所以杨继荣成了能征善战的铁军中的铮铮者。张发奎当年任师长的老干部，现在只剩下杨继荣和邓龙光等少数几位了。”

按：乔家才的回忆，把陈铭枢和陈济棠的职务颠倒了，事实上陈铭枢是第十师师长，陈济棠则是第十一师师长。

杨继荣也曾是中共党员，据文强回忆，在某个场合，杨曾说：

“一九二七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那时，还是一个cp分子，参加北伐时，在铁军部队中干连营级政工干部，铁军是张长官当年领导下的一支劲旅。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发表反共宣言以后，真正的革命左派脱离了他，走到由中国***和第三党合作的武装斗争旗帜下，先后举行了南昌八一起义和广州十二月起义。这两次起义，我都参加了。虽然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但留下的革命火种是扑灭不了的。”

在军校同学当中，杨继荣以曾经盗取邵力子的皮袍而著称，这个故事，是文强亲耳听杨继荣本人说的。

——那是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以后。

文强回忆说：“杨继荣说，他逃难到上海后，举目无亲，身无一文，已走到了绝境。有许多黄埔同学的关系不敢去求援，看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到处插着招募新兵的旗子，更不敢去自投罗网。他曾去湖广会馆去找乡亲，但会馆里的老乡并不接待陌生的同乡，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是很难找到生路的。”

“但事有凑巧，有一天他偶然在街报栏的报纸上，读到了邵力子先生在沪出席某处茶话会的报道，便灵机一动，立刻想到去找这位敬爱的老师。虽然他与邵先生除了一段的师生关系外，说不上有任何往来，但邵先生的为人他是知道的。自学校毕业后，因邵先生已将近一年多没见面，但他考虑，如果去求援于其它师友，恐必凶多吉少，如果去求援于邵先生，自信是此较保险的，邵先生不但可能伸出援助之手，也可能会指示迷津，帮他度过难关的。”

按：黄埔四期学员在读时，邵力子系军校政治部主任。

文强说：“最后，杨继荣终于找到了邵先生在上海的寓所。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到寓所去求见，传达室的一位老者告诉他，邵先生还未起床，可在客堂里等候。老者知道邵先生是高兴接见学生的，故而做主将他引进客堂等候。邵先生是一位细心的人，当他听到隔壁客堂里有脚步声时，便问有客人么？女佣人回答说，有一位远来的学生求见。邵先生便立即起床接见了他。杨隐瞒了参加两次起义失败的经过，只是胡乱编了一套因为蒋中正校长下野到日本去了，他在广东系的部队中受到排挤，成为失业无职的流浪者，身无一文，度日如年，既想到南京找何应钦老师，也想回湖南原藉宝庆去探望老母，向老师求援请帮助点路费。”

按：民国初年，邵阳曾改名为宝庆。

文强说：“邵先生一听他的话，十分同情，二话不说，便同意他先去南京见何敬之先生(敬之是何应钦的号)，然后再回原藉去探望老母。由上海到南京既是一车之便，也是一水之便，所需旅费不多，邵先生取出五块银元相赠，问寒问暖，叮咛又叮咛的胜过了慈母心肠，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万万想不到的是，邵力子给的这五元救命钱，刚出门，杨继荣就给丢了！

文强说：“杨继荣高高兴兴地离开公寓，急奔黄浦江码头去购上驶的轮船票。因为目的地不是去南京，见何应钦是自投罗网，回原藉暂可隐居起来，等到联系上了革命组织的关系，然后再回到革命阵营去。他盘算着所赠五元旅费，只可到达长沙，到了长沙就等于到了家，有不少的亲友可资助他……。他正满怀喜悦地思索着，一伸手往衣袋摸去，五元银洋已不翼而飞，显然是在慌慌张张地疾行中，被扒手窃去了。‘屋漏何堪连夜雨’，他没想到竟会如此倒霉，只好对着黄浦江大哭一场。”

万般无奈之下，杨继荣忽然想起，他在邵力子寓所，见到一件“狐裘袍子”，大可做些文章。

文强说：“杨在大街上徘徊了一夜，想到再去向邵老师求援，又怎么说得出口呢？而且胡乱编了欺骗他的话，已经心有内疚，深感不安。可是想来想去又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想到邵先生客堂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狐裘袍子。当老师起床接见他时，身上穿的是另一件袍子，狐裘袍子显然是严冬外出穿的。最后，他打定主义，先窃取而后奉还。他于次日凌晨，一如前次去求见，先到传达室，自称是老师约见而来，传达室老者不疑有他，要他到客厅等着。”

“衣架上的狐裘袍子依然挂着，他在一瞬间便穿在自己身上，从客厅隔窗向传达室老者打了招呼，说出外用了早点再来。于是他扬长而去，到英租界一家当铺典当了十块银元。同时他还赶忙恭恭敬敬地给邵先生写好一封讲自己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信，将当票随信寄上，并言明它日一定加倍奉还，千道谢万不该地说了许多感恩图报的话。而且，在这封信中，还坦白了隐瞒八一起义、广州起义的实情，连自己到了长沙和原藉的通信处也写在了信上。杨继荣认为，大丈夫做事就应该光明磊落，对邵先生不比对庸俗不义的常人，他是真菩萨，弟子就不应该烧假香。”

文强说：“杨继荣讲述的这件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1947年，文强在南京于右任家中偶遇邵力子，提起杨继荣，邵不愧忠厚长者，不但不怪罪，反而称赞有加。文回忆说：

“我在这次见面时，情不自禁地谈到杨继荣的近况，也谈到了窃取狐裘寄回当票的事。邵先生十分惊讶地急问道：‘杨同学现在何处，我很想能够再见到他。当年我见到要我赎当留下的信，非常感动不安。杨同学有智，有胆识，一点儿也不庸俗，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假如你见到了他，要他来与我谈谈，他当年隐瞒了两次起义，去见何敬之先生是假，逃难避凶趋吉是真，从他在信中留下通信处，就可以看出他对我的敬重和信任，难道是懦夫俗子可以办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