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6)

来的这位，就是文强。

在8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说：“文强兄自广德总部来，拟在此留一二日。一别三年均刮目相看。彼有赴渝意，拟草一报告请其带返。”

沈所说的“广德总部”指安徽广德，周伟龙接任忠救军总指挥后，将指挥部迁到这里。其时，文强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训处处长，已经被周挤得无法立足，只好去重庆，请戴笠另行安排工作。

看沈醉日记的意思，他托文强给戴笠带了一封信，内容没说，但亦不难揣测，无非两件事：一是汇报郭履洲的情况；二是申请调离第三战区。

9月25日，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又来到了上饶，前文说过，他是被周伟龙赶出来的第三位忠救军高级干部，正准备到重庆去筹备新近成立的财政部缉私处。

沈醉与杨蔚原本并不熟悉，沪战之后，沈协助梁干乔在河南郑州训练学生，才结识了当时在河南任职的杨蔚。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记载说：“老友杨副总指挥来处，与杨谈渝、筑情况达一小时。”

在9月27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杨副总指挥昨与鲍总队长谈及余时，彼等均盛赞余之修养好，实则真天晓得。但杨对余在郑时不了解而认为王邦联一流人物，深令人骇异！”

上文中，沈醉提到的两个人，日后都成为军统高干。

“鲍总队长”指鲍步超，谱名鲍从汉，浙江淳安人，军校六期毕业。

提起鲍步超，总让人联想起前清的湘军悍将鲍超，事实上，鲍步超也是一员勇将，在军统当中与杨遇春齐名；不同的是，鲍超起自行伍，大字不识，而鲍步超却出身望族，据说淳安鲍家是鲍叔牙的后代。

其时，鲍步超任忠救军第二支队长。

沈醉提到的“王邦联”，其实叫王班联，湖南攸县人。

王班联原本也是中共党员，曾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当教官，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王参加过百色起义，此后脱离中共组织。

王原本是“康泽系”的，曾在他的“别动队”当政治指导员，后投入戴笠的特务处。沪战之后，王班联曾与杨清植一起到郑州去劫夺梁干乔的学生，后二人又一同在临训班工作。

在10月8日的日记中，沈醉说：“寄肖白、修元各一函，询其可否能他调，俾可早日返筑，但不知何日方有回音。”

按：李肖白时任军统局人事室主任。郑修元，前面说，原任上海区书记，因暴露已经调回军统局本部，任秘书室人事秘书。

“筑”指贵阳，其时，沈醉的母亲及妻儿都在那里。

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沈醉抱怨说：“明天将领队往上饶实习，在归心如箭的我，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都发生反感，我只希望早点让我回去，但是这目的什么时候才可达到呵！”

这天，忠救军会计室主任周家礼又来了，他得了重病，准备回家休养，路经上饶。在10月27日的日记中，沈醉感慨说：

“晚与专员及谢组长同往探家礼处长。彼为军需负责人达十年，进出银钱在千万以上，今一旦贫病而告退，连伙食费均无着，朋友们也只能寄与深切之同情而已！相与谈旧事达两小时始乘兴归。”

按：此后不久，周家礼即病死。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沈还说：“闲与沈忠毅兄谈及张思兄时，令人追念异常。盖余今日之得被人誉为最有修养者，皆思兄之所赐也。”

沈忠毅也是编练处的教官，“张思”即指军统高干张师。前面说过，张师的太太陈菊英认了沈醉的母亲为干妈，因此张师也算是沈的兄长。从沈的日记看，张对他启迪颇多。

这时，沈醉给李肖白和郑修元的信已经发出一个多月了，11月10日，沈在日记中焦急地说：

“重庆的回信为什么还不见来？恐怕早被他们遗忘了呵！在极度失望中往往会增加我到敌区去拼的勇气。与其无声的生存则不如轰轰烈烈的死去，总比这无名无利的教书好得多！”

就在次日，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唐生明落水当了汉奸！

此事对沈醉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在1940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他说：

“一件使人不快的事随之而来，报载唐生明附逆的消息，我也同受其侮。但愿这是一种有伟大任务的举动，而不如报上所说便好，多令人羞耻呵！”

没过几天，李肖白和郑修元的回信终于来了，消息令沈醉更为沮丧——短期内调动无望。

11月13日，沈在日记中说：“在上午意外的接到肖白和修元的复函，当然我只有安心忍耐的度一个时期，一切惟有听之自然而已。”

转眼之间已经快年底了，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沈醉说：“来赣匆匆半年，这半年的时间上并不算白花，但对自己的事业则太无建树了！想到前途真有点茫然。”

事实上，到此时，第三战区编练处的三期便衣混城队学员已经训练完毕，编练处即将改为督导组，教官们也该重新安排工作了。12月28日，郭履洲召见沈醉，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在日记中，沈说：

“专员由惠山归来，余即往晤谈。彼面告渝方业已有电召返另就工作，惟彼已电请暂留半月，以俟结束后再行动身。且老板有来此间之可能，可谒见后再定行止。闻后颇觉兴奋，归以告妻，而妻亦为之欣慰。”

按：“专员”即指郭履洲。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沈说：“编练处于本月即将结束，对过去一班人所企望之庞大组织，今缩得真有点使人拍案惊奇。专员对之当然大伤脑筋，而尤以一班同事时以去留为虑。余幸早有电召回而不卷入此漩窝中。”

1940年12月31日，沈醉说：“廿九年只有今天一晚的时间，而明天便是民国卅年了！在这一年中，个人生活方面的变动与去年比起来真有点使人发生无穷感慨。一切希望都付与明年，把本年的一笔糊涂账在今天一笔勾销吧！”

与沈醉的境况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谢厥成，1月5日，沈醉记载说：

“厥成兄调冷部情报班任教官，十年的老同志是这么一个下场。当然他不能不牢骚满腹。”

按：“冷部”指冷欣，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兼江南行署主任。

1941年1月10日，沈醉终于“忍”到头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

“从今天起，余之为人又将转入一新阶段。昨夜与专员畅谈达三小时余。彼以极诚恳之口吻而对余过去种种作详尽之指示，余于诚意接受之余，而对今后种种决以最大决心而痛改。在团体中混近十年，至戚中、至亲中、至友中，及过去之长官中，从未有一人对余之错误作如是诚恳之指示者，余除决心痛改外，更应以专员之凤态为今后做人之楷模”

从沈的日记看，他对郭履洲还是极为钦佩的。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反思说：“在静坐痛思己过中，我发觉了我太爱敷衍人与说谎话的两个大毛病。叔逸（沈自称），假设你还想作人，你一定要发誓去改正这些呵！”

就在次日，沈醉的工作终于落实了，他在日记中说：“上午专员转肖白兄一电，谓已调余为渝市警察局侦缉队长，且令已发表，嘱余从速起程。”

1941年1月16日，沈醉离开江西上饶四十八都镇，此时距他来到江西，恰好是整整六个月。

按：这半年，是沈醉前半生中最为晦暗的时期，因此在沈的任何回忆中，都不曾提到这一段。如果不是有一本《沈醉日记》的存在，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曾经在便衣混城队当过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