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5)
沈醉回忆说：“他（指胡葆文）一见我去，知道已走漏风声，便向我提出条件，为匪徒们说情，答应交出两个人和退还一部分赃物。我考虑再三，为了希望以后不在城内出事，也只好同意不办主犯，由他们交出两个从犯来顶替。他们交出的两个‘匪徒’，我一问，原来是两个农民，因为无衣无食被雇去搬运赃物，每人只得到十元，便作为‘替罪羊’被处死刑，这件案子便这样算是破获了。”
案子虽然“破获”了，但事情却没有完。沈醉说：“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和军统局闻报，都派法官赶到常德进行调查，审讯未逃的一人，结果虽查出我未参与，但还是认为我管教部下不严，我便自请处分，戴笠便决定调我去重庆，改派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接替我的工作。”
5月22日，也就是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被划归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之后的第七天，沈醉被军统免职，并令其即刻赴重庆做出解释。
考虑到军统的面子，戴笠给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措辞很委婉，只说“因最近蓉局需人，故决调沈醉”。
对于自己被免职，沈醉当然觉得很冤，在5月27日的日记中，他说：“各方对余处置胡事，毁少誉多。”
5月30日，沈醉去找霍揆彰辞行，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晨间决定明日即起程，参谋长、副总司令等均坚不允余离常。余伪称系奉令赴中训团受训，一月即返，始蒙允诺。霍并电老板留余，不知老板对之将何感想也。”
1940年5月31日，沈醉黯然离开常德，于6月15日抵达重庆，这天，正好是他26岁的生日。
次日，沈醉到军统局人事科报到，结果对方说还不知道他分发何处，需要等“老板”定了以后再说。
6月17日是星期一，沈醉到军统局本部参加“总理纪念周”，听戴笠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训话，却没有机会单独“晋谒”，只是见到了当年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如谢力公、陶一珊、赵理君等等，但这些人又都很忙，没有闲工夫陪他，仅“略谈即返”。
——沈醉心中，感到了无比的孤寂。
6月18日，忧心如焚的沈醉，再次去人事科找龚仙舫，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余事迄未见解决，烦闷已极。上午往唔龚股长，彼等虽甚关怀余事，但均无权处理，故托其签请老板早日解决。”
龚仙舫还真办事，第二天，沈醉的工作就落实了——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处教官。
一个实职的稽查处上校处长，居然发到江西去当个教官，戴笠办事，就这么绝！
在6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说：“上午赴人事科见老板手令，发表各战区编练处人员名单时，而余亦列第三战区。询之易谓系江西上饶，闻之眼泪竟夺眶而出。盖赴赣时，妻必不能随往之故也。”
按：“易”指易珍，前面曾提到过，原特务处上海区秘书，时任军统局人事科股长。后被军统派到福建，任省调查室主任。
当天，沈醉终于见到了戴老板，在日记中，他追记说：“下午往漱庐晋谒老板，等半小时传见，彼劈头即问及王虎及黄康福等事，且不知从何处听来不确之辞，经余一一申辩后并立电湘站彻查。余之调渝原来是为了这些，真使人做事有点害怕了！”
——王虎、黄康福等，均系沈醉在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时的手下，即被胡葆文“卖放”的那几个抢劫他人财物的稽查员。从沈在日记中的语气看，似乎有人添油加醋地在戴笠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结果沈因此案牵连而免职。
而且，从戴笠在听了沈醉的申诉后，仍然令军统局湖南站“彻查”这一点看，其中的误会还不小。沈自认属戴的亲信，尚且被人整到如此境地，难怪他在日记中说“真使人做事有点害怕了”。
不过，在谈话中，戴笠还是勉励了沈醉，让他到江西好好干。在日记中，沈记载说：“末后老板对派余赴赣希望极厚，但愿能不负此重任。”
6月22日，沈醉意外地见到了唐生明，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说：“赴局本部领取路费后，适遇老板径告以唐司令来，乃即住唔谈半小时。彼云将在渝留二周，并嘱多取联络。余在常情形张小姐已详为转告于老板。”
对此，唐生明回忆说：“我在重庆逗留期间，沈醉也被戴笠调到重庆，很久没有决定他的工作。有一天他到曾家岩戴笠家中见到我，我顺便问戴为什么不给沈安排工作？他说，沈过去在上海多年，对那方面情况也相当熟悉，我去了之后，必要时也可以派沈去上海和我一道工作。”
这段时间，唐已经在筹划着去上海了，沈醉的能力他是知道的，如能给自己当个助手，那是再好不过了。
此外，唐生明的妻兄徐宗伯对上海很熟，他也准备带走。结果不料这两个人都落空了，沈去了江西，徐则被戴笠“扣”下。唐回忆说：
“当时我还想到我爱人的哥哥徐宗伯，他是刚从上海出来，在上海有些熟人，他是很可靠的人，可以帮我去工作。戴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他后来知道徐宗伯是学土木工程的，当时他正在重庆大兴土木修建房屋，我走之后，便把徐临时拉去帮忙搞建筑。他当时答应派给我这两个人，却一直没有兑现。”
对于唐生明去当卧底，唐生智是一百个不乐意，但也无可奈何。唐生明说：
“我大哥虽不完全赞同我去，但知道是蒋介石亲自找我去布置的，以后并且也和他说明了一下，他除了叮嘱我一番外，也只好勉强同意我去。”
唐回忆说：“我离开重庆时，戴笠亲自送我到珊瑚坝机场，由航空检查所所长姚悟千照料我上飞机。到桂林后，杨继荣早得到戴的通知为我准备好回东安的车票。当天我就回到家里。我把蒋介石送我的一万元分了一半给我母亲，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把这笔钱看成是我卖命的钱一样。我母亲听说我要去上海，很不愿意；她对蒋介石夫妇送的那张照片毫不感到兴趣；经我再三安慰她，才答应我们走。”
辞别母亲，唐偕家人回到桂林，他回忆说：“杨继荣曾公开为我饯行，邀了驻桂林的空军地区司令邢某、铁道运输司令蒋锄欧、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林蔚等人作陪。”
在桂林短暂停留后，唐生明到了香港，准备从这里转赴上海，他回忆说：
“到香港是清晨3点左右，军统在香港的华南区区长王新衡、香港站站长刘芳雄和戴笠派在香港搞经济活动的张冠夫等都早得到戴的通知到机场迎接我们。张在机场即送给我港币五千元作零用钱。我在香港是住在跑马地龙潜台一号我大哥的房子里。去了没有几天，张冠夫又给我送去港币五千元。”
唐生明解释说：“我到香港去，主要是等候张素贞的消息。她先在上海替我活动，我自己在香港也同样放空气，在任何公开场合中，我都表示决心要去上海住家，什么事都不愿再做。在香港了解我真实情况的人比较少，除军统几个大特务外，只有杜月笙我没有瞒他。他也尽力帮助我，为我介绍关系，还特别写信给他上海的两个管家万墨林和王某，叫他们多帮助我。”
唐生明说：“等了一个多月，张素贞才从上海到香港接我们。她把一些关系都打通了。潘三省也同各方面接洽好，都欢迎我去。动身前，我给戴笠打了个电报，他回电叫我谨慎从事，并祝我愉快地完成任务，将来更愉快地见面。我们在张素贞陪同下，于旧历八月中秋那天，乘搭虎脱总统号邮船离开香港去上海”
1940年的中秋节是8月16日，从此，唐生明就要在沦陷区度过惊涛骇浪般的整整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