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4)

唐生明说：“经过蒋介石的召见、垂询、训示和请吃饭、送照片、发特别费等一系列过程，把我的问题肯定了之后，戴笠才正式向我传达蒋介石给我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

唐回忆说：“（戴笠）首先是说明蒋介石指示我去的形式是不同于一般特务的秘密派遣，而是叫我以不满于大后方的艰苦生活作为借口，公开地去，先以到上海去住家为名，再逐步运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们往来，等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再逐步去进行有计划的活动。”

——换句话说，唐生明要以“弃暗投明”的姿态，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去投奔汪伪。

然而，唐生明并非职业特工，且纯系“公子哥儿”出身，戴笠需要亲自对他进行一番“速成”式的培训。唐回忆说：

“戴笠在传达这些任务时，虽一再说明不是硬性规定，可以看实际情况相机行事，便宜从事，因为到那里以后的变化必然很多，应根据环境而变化；但由于任务的性质，主要目的必须交代明白。他是由浅入深，一件件反反复复地告诉我，叫我不要忘记，牢牢摆在心上。所以多年来我还能大致记得些。”

当时戴笠强调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要我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会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除了上述两个问题，第三点是针对新四军的，戴说：

“在那个地区敌后活动的力量，除了我们的忠义救国军外，大部分地方都是新四军所占领。你去了以后，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他们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我们对于发展忠义救国军的工作，是尽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军却一天天在壮大。这是我们的耻辱！今后你要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我们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领袖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

唐生明回忆说：“他越说越愤慨，我也记得很牢。我至今还记得，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心里还动了—下，新四军能在敌后发展得很快，这不是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唐生明说：“我在重庆停留有一个多月。戴笠除了向我讲明去的任务外，也常常向我介绍上海和南京方面情况，还分析过许多大汉奸人事间的种种矛盾，又给我增加一些任务。他叫我要好好利用他们之间利害冲突，在无形中去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便有可能把他们当中一些人拉了过来。他特别叫我注意和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要拉拢好，他认为通过这个人和这个组织，就可以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联成一片。”

任务已定，培训亦已告一段落，下面就是唐生明怎么去上海的问题了，戴笠建议不由军统出面安排，让唐“凭过去旧的人事关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以避免日本人的怀疑。唐回忆说：

“经过几次讨论，戴笠决定要他的女朋友张素贞先去打头阵，她也很乐意担负起这一工作。计划先由她去上海放空气，说我过不惯后方的生活，苦闷得很，准备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住，什么事都不想再干。主要是她先去找一个开赌场的老板潘三省为我作好准备。潘在上海多年，过去是经常陪我在上海玩的白相人。这人当时在上海开设了好几个大赌场，与不少大汉奸有往来，各方面都能吃得开。”

唐回忆说：“办法决定之后，张素贞便提早半个月从重庆飞香港，戴叮嘱了她一番，亲自送她上了飞机。”

戴笠还决定在上海为唐生明安排一部秘密电台，并让唐自己想一个化名，唐回忆说：

“我记得当时他批阅公文的化名，是余龙（这是为了讨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我也开玩笑地说，我就加一个字叫余化龙。他听了很髙兴，说这一化名很好，‘你从此以后便是鱼化为龙了！’”

唐还说：“他们都知道我会花钱，戴笠对这一点曾特别提出来，说对我用钱决不加以限制，只要有电报给他，要用多少，随时派人送给我。在生活方面，他叫我越腐化越好，这样可以使人不注意我，而且容易和汉奸们打成一片。他曾笑着对我说：‘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任何人向校长去告你也没有半点问题。只要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

就在唐生明要走还没走的当口，沈醉也回到了重庆，他是犯了错误，被戴笠召回来的。

——唐生明这个靠山一垮，沈醉的日子就没那么舒坦了，他回忆说：

“霍揆彰本想借此机会把稽查处抓过去，派他的人来当处长，结果由于各地的稽查处和丨警丨察局一贯是由军统人员担任，他无法抓到手。便将稽查处改为常德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不过要受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的节制。”

在1940年5月13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上午与燧初兄往晋渴副总司令及凌总参议、郭参谋长，旋即辞出。副总司令将于十六日来处召所属军警训话，并改本处名称。从今责任更重矣。”

按：“副总司令”即指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还在此事之前，沈醉手下的稽查员汪公侠等人出了一档子事，他回忆说：

“我的几个部下因检查难民时强行没收一家上海难民的金条，我开始还不相信，他们竟敢如此大胆，只把他们扣押在稽查处办公室内，没有送到监狱。不料一夜之间，竟逃跑五个，只留一个有家眷在常德的没有跑。”

就在沈“晋渴”霍揆彰的次日，即5月14日，沈醉查明，“卖放”的是他的部下、稽查处第一组组长胡葆文。

沈醉其实早知胡与当地惯匪有联系，却恰恰利用他的这种“社会关系”，来保当地的“一方平安”。在回忆中，沈曾说：

“我在常德警备司令部和洞庭湖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长期间，常德城区很少发生大的抢劫案，而四乡及附近集镇却不断发生大小案件。在前后三年中，我都是依靠稽查处第一组组长胡葆文与惯匪有勾结，才保住城区不出大案。这个胡葆文被人叫做‘葆哥’的组长，专门窝藏盗匪坐地分赃。这些抢劫乡镇的惯匪，作案之后每每住在他家。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装聋作哑，不去拆穿他，只要城内不出事便可交代得过去了。”

这回的事可麻烦了，胡葆文胆子太大，沈醉也包不住了。在5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说：

“经严诘之下，始悉前汪公侠之逃，全系由胡葆文一人所为，即找胡来处。愤极，经鸣枪一响后，胡始承与汪有关。惟汪因已离安乡，故限其一周内即将汪捕到，否则决将其解副总部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