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3)

这个问题就是——名节。

这个时候跑到上海去，摆明了是要做汉奸。在当年，抢着投靠日伪的，固然不少，但不愿当汉奸的，毕竟还是大多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先别说唐老四同不同意，从唐老大那儿就不干，丢不起这个人！

唐生明回忆说：“最后，他（指戴笠）甚至拿他的‘良心’和过去两人的交情作保证，说他决不会存心把我送入火坑。话已经说到这样程度，我不能不做出答案了。”

唐生明不得不认真思量——

首先，他得卖戴笠一个面子：“我和戴笠是无话不谈，他对我的一切也最为了解。蒋介石选择我去担任那样一项工作，当然与戴笠的推荐有很大关系。”

第二，蒋介石对自己的看重，也是一件很荣光的事情，尽管这位“领袖”兼“校长”与自己的大哥并不对付。在回忆中，唐生明说他当时感到“飘飘然”。

第三，以唐生明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他去上海、南京，等于是去见自己的老上级、老朋友，危险性确实不大，汪伪方面不大可能危及其生命。唐生明说：

“至于我和汪精卫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我大哥的原因。我大哥在反蒋方面，曾一度与汪合作；我也因蒋介石排斥我大哥，而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在广西的反蒋活动。当蒋介石下野后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我又代表过汪和我大哥去向他祝贺。由于以上种种关系，加上我与汪身边许多人都熟识，所以蒋介石才选派我，而我也敢于去南京。”

至于名声，唐生明是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别人要说，就随他说去好了。

——经再三考虑，唐生明决定答允戴笠，去跳这个“火坑”。

唐回忆说：“约在第四天的下午，我才向他表示原则上我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有一个条件，我只愿意站在朋友立场给他去工作，绝对不愿作他的部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所领导的军统是一个很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是很残暴的；我害怕他趁此机会给我套上军统组织这个圈套，以后就得受到组织的约束，那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了。”

唐说：“我很诚恳地向他表示这一意见，并着重说明我不愿作他部下的原因：因为那对我对他都没有好处；主要是我当了他的部下之后，他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一样和他讲真心话；保持朋友关系，彼此都方便得多。”

——唐生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意见，在日后的关键时刻，帮了自己一个大忙。

唐生明说：“他一听到我原则上已同意去，立刻显得非常高兴，对我所提出的意见，完全都可以接受。”

当时戴笠说：“只要你肯去，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全部同意。因为你去的任务不同，不必经常和他们往来，这样可以减少你的麻烦，也可避免出危险。不过我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你都得多照顾他们。”

接着，戴就与蒋介石侍从室联系，对方答复说：蒋决定次日召见唐生明。

唐回忆说：“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

唐生明说：“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髙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这时，唐又有点动摇，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

蒋听了，马上端起师长的架子，“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

唐听了，又往他大哥身上推，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

蒋一听，马上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

唐回忆说：“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作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事情就此“定板儿”，唐生明想“反悔”都不行了。

临别，蒋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

稍停了，蒋可能是进一步给唐一些信心，于是又重复说了一遍“车轱辘话”：

“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唐生明回忆说：“这次见面便谈到这里。我辞出后，由侍卫长王世和陪我一同到办公室主任商震的房内，戴笠紧接着就进去和蒋谈了好一会才出来邀我一同回去。在车上，戴又给我戴髙帽子，他非常兴奋地说：‘校长能这样对你，真是不容易呵！’”

三天后，蒋又令唐、戴二人一同去他的官邸吃晚饭。唐回忆说：“这次吃饭只有蒋介石夫妇和我们两个人，饭前饭后都谈了不少问题。他问了我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关系，他很注意听我回答他我过去和这些人的情况。在这次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表示出对我的关怀，叫我去了以后，一定要随时与戴笠取得联络，好让他随时了解我的情况。”

席间，蒋用“很含蓄的口吻”对唐说：“你这次去见到过去所认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作的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这时，蒋令人将他答应送给唐母的照片取出，已由蒋亲笔写有“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并给唐一万元“特别费”，唐说这笔钱“当时约值黄金二十两左右”，唐回忆说：

“这张照片，我一直把它当作护身符一样看待：抗战时是存放在我母亲身边；胜利后我一直是悬挂在我的客厅中。许多朋友看到，都不明白这幅照片的来历，为什么蒋夫妇要送照片给我母亲，过去我也不便说出这一段经过。”

唐生明说：“临到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很关切地叮嘱我此去务必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戴笠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随时知道我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戴笠传达他对我的指示。最后，他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听他的口吻和说话时的神情，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我还没有回答，戴笠便抢着说，许多问题还正在研究，要等一等才能走。他点了点头，叫我们要仔细研究，并叫戴笠随时去报告他。”

最后，蒋拉着唐的手，既亲切、又含着几分悲壮地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再见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