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2)

职务没了就没了，唐生明早就不想干了。他回忆说：

“抗日战争初期，我原在湖南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年初，与酆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干了两年多。这里虽然是―个盛产沙金和桐油木材等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称为‘金常德’，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工作都不很理想，因此越来越感到厌倦，想换―个别的工作。当时由戴笠介绍在我司令部任稽查处长的沈醉便把我这一思想情况向戴笠报告。”

戴得知后，即给唐发来一通电报，大意说：“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急待当面商议。……”

唐复电表示：“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这下好了，不用唐自己“摆脱”，霍揆彰把他的司令部都给“鼓捣”没了。沈醉回忆说：

“当我把这一情况向戴笠和军统汇报后，戴笠马上发来一急电让我转给唐生明，说有要事面商，希望接电后即去重庆。”

——戴笠要让唐生明帮他做一件大事！

沈回忆说：“唐接到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命令后，正感到苦闷时，得到戴笠电报，便叫我复电，说他先回东安老家去看看母亲，就跟着去重庆。结束工作，全由副官处长吕某代为办理。”

唐离开临澧，即赴长沙去见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向他报告“结束情况和今后行止”，薛说：“委员长有命令要调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早—点去。”

直到此时，唐依然不知道戴笠借蒋介石之命要他即刻去重庆，究竟有何重要事情，因他的父亲唐承绪刚刚于不久前病故，于是他直接回了老家东安探望母亲。唐回忆说：

“我在长沙只逗留了一两天，便回到了东安；因我父亲去世不久，我的大哥也从重庆回来了。我刚到家没有好久，又接到了戴笠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派了专人送到我家来的。戴的电报是问我回家后的情况，并问我何时可以动身去重庆。我当即复电说明尚须稍待几日，将家务安排妥当方能动身。”

唐回忆说：“没有几天，戴笠又来第二个电报催我，并叫我把他一个女朋友张素贞也带到重庆去。张原来是我爱人徐来的私人秘书，一直住在我家，这次也从常德随我爱人到了东安。”

正在这时，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请唐生智即回重庆，“有要事面商，希即起程”。

唐回忆说：“我们当时都猜不到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急，我也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工作，所以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留在东安，我先去看看情况。”

唐说：“我们到桂林时，杨继荣在车站迎接我们，并告诉我们，已准备好第二天的班机机票。可是蒋介石更性急，他指派了一架专机迎接我大哥和白崇禧，我们便一同去重庆。由于专机起飞时间提前，戴笠没有来得及到机场迎接我，我和张素贞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我大哥家中。戴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赶到范庄，把我和张接到他曾家岩住宅。”

唐回忆说：“戴笠这次与我见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我急于要了解这次蒋介石叫我到重庆究竟要我做什么工作，戴却故意和我大兜圈子，不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反而先问我在这种时候我应当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我因自己事前没有准备，以为只是听从蒋介石的安排，经他这一问，反而一下回答不出来。我正在考虑时，他却又趁机为我提出一个前提，就是既要使我生活过得很好，适合我的个性，又要能够一鸣惊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在回忆中，唐自述：“说老实话，我是个公子哥儿，除了希望安排一个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能使我吃好玩好之外，我是从来没有去考虑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经他这么一说，倒使我感到有点诧异起来。我一向性急，便不客气追问他，叫他不要再和我耍花样，他当时仍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又把话题扯到不相干的事上去了。”

据唐回忆，因戴笠很忙，他们谈这些事情，都是在夜间，旁听的，一般有张素贞，有时还有戴的一位女秘书余素恒，唐生明说：

“戴的另一个情妇余素恒（湖南人，现仍在美国）有时也参加听一听。此外再没有别的人。”

这次，戴笠终于向唐生明道出了“天机”，他用“极其慎重的口吻”说：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戴笠对蒋介石的称呼）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像这样伟大的领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

因事出突然，唐还没有想好如何答复，戴接着又说：

“校长说你很能干。他在谈到你的时候，还特别说过，过去在武汉讨伐桂系时，你曾拖来过不少的桂系部队，出过不小的力。虽然你以后在广西进行过反对校长的活动，但校长知道那是因为受了何键的压迫，你才去广西的。校长对那件事始终是原谅你，而且也很了解你，对你一直是很重视。”

唐回忆说：“他一提起过去多年的旧事，使我更不知要怎样回答。“

这时戴接着说：“校长知道你来了，本来要立即召见你，因为要我先把许多事和你讲淸楚，并和你研究好以后再去见他。”

唐生明回忆说：“我一听到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后，真是感到又惊又喜，当时的心情的确是非常的矛盾：一方面觉得能够再去上海，比起后方在生活享受方面的确要舒适得多，老实说，这一点最能够打动我的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胆怯，害怕出问题，甚至可能送掉性命。我倒不担心汉奸会杀害我，因我同他们许多人过去都有些交情；可是日本人方面我一向无往来，这一点我是毫无把握，到那时叫天不应，谁也不能保我的险。因此我对这样一个任务不敢马上承担下来，一直在慎重考虑，犹豫不决，拖了三四天，我都没有做出肯定的答复。”

唐说：“我平日遇到重大问题自己不能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找我大哥商量，请他给我出主意。这次戴笠却不让我先去和我大哥商量，天天找我谈这件事，好像非要说服我答应不可。他为了要破除我的顾虑，曾仔细给我介绍了当时上海方面许多情况。”

戴说:“我前前后后都为你设想过，你去绝对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你不像别人，以你的身份可以公开地去，大大方方地与他们往来，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至于对日本人方面，只要自己多加小心，决不会出任何问题。”

戴笠所说的这些道理，从字面上讲，应该说都对，然而，他却有意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是极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