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21)

某天，沈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长的电话，说：“一早上唐司令官亲自开车带两名卫士到了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么。”

沈回忆说：“我立即赶去，只见唐生明军服整齐地站在停车受捡的栏杆前，朝从长沙方向来的车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办，请他去检查站休息。他只摇摇手，叫我不要站在他身边，我便去和检查所的人谈话，他们都猜不出司令官来有什么事。”

沈说：“不一会儿，从长沙方面开来一辆黑色小车，正准备停车受检，他上前一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向桃源方向驶去。唐生明也立即跳上车尾随着走了。我便打电话到桃源汽车检查所，说司令官陪送客人经桃源时，千万不能让停车，要随到随放行。打完电话，我就等在检查所，直等到唐开车回来。”

沈即问：“刚才是送谁走？”

唐听了，“狠狠地吸了两口烟”，反问沈：“你猜猜是送谁走？”

沈回忆说：“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存不住话，怎么今天却把这样一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没有能猜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我立即问他：‘是不是***副主席和政治部副部长？’他连连点头。”

沈听了大惊：“一位***副主席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周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打从我管辖的地区经过，我事前毫无所知，连登记一下都没有，我怎么向军统局作交代？”

沈回忆说：“他看到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到长沙朋友的电话，知道***要从长沙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自护送他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他说周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还说他在***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在平江、浏阳搞武装活动时，枪支弹药等缺少，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些武器都被拖上了井冈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被蒋介石痛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

沈回忆说：“我从他家中出来，立即用加急密电向戴笠和军统报告：说唐生明护送***过境，事前不告诉我，还把他和***交朋友等说了一些。戴笠可能比我更知道唐的为人，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回电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除了这类“大事”，其他的唐生明一概不管，沈醉说：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当时一般爱抓权的主官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办；有的则批交主管人员拟具体办法呈阅后再决定；有的对部下信任的便只批：某某单位办。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大多是只批两个字，如交参谋处办的则批‘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稽办’。他也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如何？有时部下找他去汇报，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吃亏。”

最终，唐生明到底因他“大而化之”的性格捅了篓子，把个官儿丢了。

这个亏可是吃“狠”了——

事情的起因，是常德警备司令部辖区扩大，改称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这样就须在桃源设一办事处，代行司令部职权。这本是件好事，结果唐生明用错了人。沈醉说：

“原任桃源县县长刘某，因任意鱼肉百姓，被人告发而免职。他一听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能把这个办事处主任弄到手，不但可以狠狠地报复一下过去告发他的人，还可以驾轻就熟，大捞一把。他不惜花本钱去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

沈说：“我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去见唐，力主不可再让刘某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去第二行政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认为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一定会谨慎小心，决不敢再乱来。不久，他发表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

这一下可坏了，沈回忆说：“这个主任有许多地方比县长职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有权能先杀人。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法去惩治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展到找借口乱杀人，有一次他实行先斩后奏，一次枪决了与他不和的六个人。”

沈醉说的，即所谓“桃源事件”，在当年曾轰动一时。

沈说：“六条人命毕竟不是小事，反动政府再包庇，也经不住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把此人扣押交军法审讯，以免唐代人背过。唐还在犹豫时，刘某连夜弃职携眷潜逃。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唐生明，便带了两个特务跟踪追去。我估计此人一定是逃往云南，因当时云南还在龙云统治下，逃往云南的一些政治、刑事等犯，不能随便去逮捕，而且可以逃往国外去。我害怕他逃走了，一切责任都归到唐的身上。”

沈回忆说：“我利用军统关系，找到很快的汽车先赶到贵阳，刘和老婆一下车就被抓到了。唐总算松了一口气，让我把刘押解到长沙去归案，他也自请处分。”

唐家在湖南盘踞了三代，唐生智虽然已经“趴下”，但好歹还是军委会委员，且国军一级上将的“阶级”是免不掉的，按说，唐生明这点事根本就不叫“事”。沈醉说：

“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智、唐生明兄弟有深厚交情，不少是唐生智旧部，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捕归案了。”

谁成想，斜刺里杀出一个霍揆彰——

沈醉回忆说：“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却早就想找岔子并调常桃警备司令部，因霍是国民党中陈诚系统骨干，陈和戴笠是对头。霍认为唐与戴笠有关，特别对唐的生活作风不满，唐又不向他低头。看到桃源发生草菅人命的事，唐自请处分竟没有一点表示，还是照样在常德花天酒地，他便通过陈诚等向湖南省负责人建议：既有洞庭湖警备总司令和二十四军在这一带驻防，常桃警备司令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们要求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常德治安留一个稽查处就可以了。这也是对唐的一种处分。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1940年5月，常桃警备司令部被撤销，唐生明的职务，不明不白地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