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8)

此时，抗战形势吃紧，庐山抗战在坚持了九个月之后，再也难以为继，叶在增回忆说：

“到了1939年3月份，庐山形势更加严峻。这时武汉、广州、南昌相继失守，军饷供应来源断绝。四月十四日派往后方领取军饷的杨副官，几经艰险，在群众掩护下带着军饷绕道到达山上，大家兴高采烈忙于发饷。15日晚，敌人以一个旅团（两个联队）的兵力，配合飞机、大炮进攻庐山。16日整天牯岭落弹如雨，那天是阴天有小雨，大雾满山，敌机在上空盘旋，无法投弹。16日激战一整天，在莲花洞一线，敌人利用汉奸作向导，到晚九时，我军即撤到小天池一线固守。”

叶说：“16日晚，形势已非常危急，已濒临弹尽粮绝的境地。我们都集中在指挥部，（这时我已调在指挥部担任军法工作）听候第九战区长官部的命令。（杨遇春已去电长官部请示是固守还是撤退）到午夜一点多钟电报来了，要我们撤出庐山向岷山转进，并已派保安第四团钟石盘在铁路附近接应。”

在撤退中，队伍被打散，叶在增回忆说：“我们沿着蜿蜒的田埂向前摸索，不多会儿队伍就分成东一段、西一段各走各的了。我们这一段有二十几个人，其中有管理局的干部，丨警丨察局的丨警丨察，军官的家属，杨遇春的爱人胡月珍和他的姐姐、姐夫也在其中，还有士兵和群众等。一问起来，没有一个认识路的，大家都推我当临时指挥。在向前摸索中，我们曾两次误闯敌军哨所，碰到他们的铁丝网和上面所系的铃铛，幸亏那是在深夜，月黑星稀，敌人不敢出来，只是乱放空枪壮壮胆子。”

叶在增说：“翌日中午抵达岷山，与先到的同志们汇合，悲喜交集，恍如隔世。经他们介绍方知道，由黄土岭方向突围的第十一团遭到敌人伏击，又被对面张家山的敌人炮轰，伤亡达两连多人，敌人也伤亡惨重，团长胡家位被围生死不明。指挥部又派人过铁路去寻找，直到那天傍晚胡才脱险归来，这支部队后来自瑞昌经武宁、阳新、大冶转到修水休整补充。”

——事前，杨遇春考虑到胡家位打仗不大灵光，专门给他的第十一团留了条相对安全的路，结果恰恰是胡被打了伏击，差点连命都丢掉。

胡家位“归队”之后，杨遇春召集大家开会，当时刘操亦在座，当时杨说：

“我们这次毅然地放弃庐山，分途突围，能够跑出敌人的包围圈，保存了实力。从退却上讲，我们是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庐山保卫战之后，杨遇春被任命为江西省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0年夏，杨遇春奉命来到重庆“觐见”蒋介石。

蒋召见完毕，杨遇春因与戴笠总算有过一面之交，即去看望戴。

寒暄毕，戴问：“你这一次晋谒委员长，谈了些什么？”

杨说：“委员长只问了一些作战的经过和我的家庭状况，还写了一张条子，给我两千元。

戴听了问：“你知道到那里去领吗？”

杨还是第一次来重庆，不知道军需署在那里，正为领这两千元发愁呢！于是说：“不知道。”

戴说：“最好把条子交给会计室，向他们换两千元现款，让他们代你去领，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说到这儿，戴笠又想起了当年杨遇春手下的那位倪支队长，因倪已因意外丧生，即问：“那位倪支队长身后的情形如何？家里有些什么人？”

许多年之后，杨遇春在向乔家才讲述这段往事时，依然十分激动，乔回忆说：

“为了领两千元，戴先生替他（指杨遇春）想得那么周到，已经使他感觉到，戴先生体贴同志，到了无微不至的境地，现在又问到倪支队司令，杨遇春感动得几乎哭出声来。倪支队司令并不是军统局的工作同志，同戴先生仅仅见过一次面，又是偶然的机会，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戴先生居然记得他，还知道已经死了，关心到他的身后，那么对于自己的同志，不是要更关心吗？这一问，如何不感动人呢？杨遇春把倪支队长身后的情形，详细报告戴先生。”

这时，戴笠开始与杨遇春谈正事：“现在有一个少将级的职务，我想请你担任，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杨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莫说是少将，就是戴先生要我去当兵，我也毫不考虑，立刻去干。”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戴笠说：“现在每一个战区成立一个混城队，由我们派一位专员，负责该战区混城队训练和编组，我打算派你到第六战区负责。”

一锤定音，杨遇春就这样成为第六战区便衣混城队编练专员，从此成为军统干部。

乔家才说：“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陈辞修（诚）先生，杨遇春到达恩施后，同陈长官相处得非常融洽，工作得非常顺利。”

与久经沙场的杨遇春相反，第三战区编练专员，是此前从未带过兵的郭履洲少将。

郭履洲，1904年生，浙江宁海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

郭履洲与戴笠、乔家才同为军校六期同学，乔回忆说：

“我和履洲兄虽然都是军校第六期同学，可是，在黄埔的时候，我是入伍生第一团，他是入伍生第二团。到了南京以后，他在汤恩伯先生任大队长的第一大队，我却在王万龄先生任大队长的第三大队。我们同学三年，谁也不认识谁。一直到民国二十四年秋天，我在杭训班受训完毕，派到南京鼓楼四条巷军统局本部第一科华北股工作，履洲兄正在华东股工作，同在一个办公室，我们才认识了。”

1938年，军统局成立，郭履洲在军事科工作，曾协助戴笠筹划了“忠义救国军”的成立，此后即任忠救军总部参谋处长。乔家才说：

“郭履洲很好客，对人非常诚恳，在军统局团体里，是一位人缘极好的同志，戴先生在军事方面很倚重他。”

如前所述，1940年初，周伟龙接任忠救军总指挥，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搞得一塌糊涂（周总有这个本事），与当年军校的几个同学几乎势同水火。为了平息矛盾，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被戴笠调回重庆筹备财政部缉私处；政治部主任文强被调到上海搞地工；郭履洲则去了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当编练专员，驻江西上饶。乔家才说：

“郭履洲在第三战区训练便衣混城队，干部由忠义救国军挑选，队员由各部队挑选有专门技术、胆大心细者，共有一千多人。训练完毕，编成五个总队、十个直属队，由他担任督导组长，指挥派出去的队员，工作成效很好。在抗战的大时代，只要多给敌人一分打击，我们就尽到一分抗战的责任。”

乔还说：“郭履洲指挥的混城队，南从厦门起，往北经过温州、宁波、杭州、嘉兴，到上海；再从上海起，沿长江经过苏州、无锡、武进、镇江、南京、芜湖、荻港、东流、湖口、彭泽、九江，到南昌。在这一条大弧形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他训练出来的同志在埋头工作，给予敌人或多或少的破坏，他也得到或多或少的满足。所以，郭履洲对于这项工作的兴趣，非常浓厚，干得很起动。”

在郭的手下，有一位年轻的教官，这位可不是一般人，日后要成大器，只不过目前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