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7)

蒋经国是1937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的，4月19日到达上海，此后一直在奉化读书。

1938年1月1日，没有在中国当过一天军人的蒋经国获颁少将军衔，1月4日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

按：1927年4月，也就是蒋经国与他那位刚刚在上海“清党”的父亲“断绝关系”的时候，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旋即入苏联红军“实习”，当了一年学兵。

1928年8月，经苏联政府选拔，蒋经国入列宁格勒中央托玛特契夫军事政治研究院，任少校研究员，1930年5月毕业，毕业论文是《游击战的战术》。因此，蒋经国虽然并非军人出身，但他却曾是苏联的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生。

江西省的保安团队归省保安处统辖，因此，蒋经国此次庐山之行，既是视察，也是慰问，同时他还带了电影摄制人员，准备把“庐山抗战”好好宣扬一下子。

对此，杨遇春当然很高兴，他对刘操说：“蒋太子计划把他在庐山所拍摄的镜头制成电影片，在后方放映，作为抗战宣传的资料。他企图把我们庐山游击队刻画成一支‘忠党爱国，精诚团结，有组织、有训练，居危如安，视死如归’的部队。这是对我们极为有利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办好。”

刘操回忆说：“8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当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带了新闻记者和电影制片队到庐山视察。庐山游击队在接到死守庐山、准备在沦陷区打游击的命令后，根本没有集合部队举行过升旗式，更没有进行过战斗演练。蒋经国一到庐山的翌晨，就集合庐山游击队的所有单位，在五老峰上举行升旗式，并令电影制片队拍摄了他与杨遇春及部队集体的影片。”

根据蒋经国的指示，杨遇春还安排了一次军事演习。刘操回忆说：

“第三日早晨，又令庐山游击队在五老峰上举行战斗演习。以保安第三团的一部任防御，保安第十一团的一部任进攻，并令电影制片队进行现场拍摄。计拍有：攻击者的交互前进，防御者的多处设伏，特别是防御者的猛烈逆袭，将攻击者大部歼灭，以及在打扫战场时对伪装负伤者、阵亡者、被俘者的各种镜头。为了拍摄逼真，电影制片队还具体指导如何接受拍摄的动作，反复拍照，尤其是把事先备好的日式的三八式步枪、日军的牛皮背包和子丨弹丨箱等假战利品一一码好，逐个拍摄。”

后来，庐山游击战被广泛传播，与蒋经国此次上山，有颇大关系。

据刘操回忆，熊式辉当年曾向杨详细阐述过，之所以要坚持在庐山打游击的原因，当时熊说：

“我们为什么要把庐山划为游击根据地呢？为什么要死守呢？除了在战略上分散敌人兵力，切断敌人补给，把敌人孤立在点线上，以改善我军的防御态势外，在政治上尚有重大的作用：第一，为了争取匡际舆论，不要贻笑外人。庐山是国际闻名的胜地，住有各国的外侨，而且地形险要，周围全是悬崖陡壁，海拔高达1500多米，具有一兵把守、千军兴叹之利。因此把它划为游击根据地，坚决死守，以正国际听闻。第二，为了争取国内舆论。封闭异党指责的藉口。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运用游击战深人敌后，扩展实力，声威很大，其他党派藉此责备我们：为什么***的军队能在敌后游击，我们的军队就不能在沦陷区活动呢？因此必须发展敌后游击。”

关于庐山保卫战的任务，负责“南浔战役”指挥的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专门召见杨遇春作了指示。杨归来后对刘操说：

“薛总司令召我谈话，他先讲了一篇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大道理，然后指出：现在决定把庐山划为赣北游击根据地，派你率几个保安团负责死守庐山，开展赣北游击战争。在我野战军转移时，必须单独作战，死守庐山，起码要固守3个月，方准撤退。如能达成任务就有大功，否则以贻误军机治罪……他已命令驻在庐山脚下的第七十军军长李觉对庐山游击队督战，如有逃跑和撤退者，不论部队和个人，一律开枪射击先杀后报。”

事实上，以庐山为游击根据地，并不适宜，难题很多，叶在增回忆说：

“首先是粮食问题，几千人吃饭是件大亊。九江沦陷后，庐山成为孤山，所有通路遭敌人严密封锁，山上又没有田地可以生产。感谢山下周围的人民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夜晚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把粮食和必需品偷运上山。所以我们在山上战斗二百多天，始终没有缺过粮食，使防守能坚持下去。从这里使我深深体会到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深刻涵义，体会到全民抗战的力量。”

第二，山上有很多外国侨民，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人是很大麻烦。叶在增说：

“我们上山时，山上住有一百多名外侨，英美德法苏联各国部有，他们大半是上山避暑。因为战争爆发，交通隔阻而留在山上。他们大部集中居住在九十四号即仙岩饭店，还有一家美国人开的商店，叫都约翰洋行，老板都约翰在这次战争中，倒发了一笔横财。因为他集中历年积压滞销的货品，都销售一空，而且卖了好价钱。这批外侨，后经我指挥部同敌军协商，在一九三九年元旦那一天，双方在莲花洞一线，各让出岗哨让他们下山到九江，由日方安排送他们回国。”

按：仙岩饭店今天还在，但经过外立面的重新装修，已经面目全非，尤感“土”不堪言。

第三是人员疏散问题，刘操回忆说：“1938年7、8月间，杨遇春奉到疏散庐山居民的命令时，就责令庐山管理局、丨警丨察局、政工队负责强追疏散工作，由庐山丨警丨察局负主要责任，必要时再由保安第三团和第十一团派兵协助押解出境。”

据刘回忆，某日，刘汉东向杨报告说“绝大多数人不肯下山”。

这时，刘操建议说：“藉此机会逮捕几个有钱无势的居民，以汉奸嫌疑的罪名罚他一笔款子，然后交保释放、驱逐下山。”

杨听后，令刘汉东依计而行，这件事很快就解决了。

第四、也是最大的问题，是给养接济不上，叶在增回忆说：

“庐山本为风景游览区，解放前，是供达官贵人、中外巨贾们避暑取乐的场所，因此消费品较多。山上除部队有两三千人外，居民也不太多，所以一些生活必需品，并不显得紧张，但到后来，坐吃山空，货源不（补）给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军饷每月可以由后方送来，但经常饷发到手，都买不到东西，特别是副食品缺乏，不得不几乎天天吃马铃著和榨菜，香烟买不到，不少士兵熬瘾不过，卷柳叶当烟抽。”

坚持到最后，庐山的流通领域都出了问题，商业运转不起来了。刘操回忆说：

“1939年春，庐山管理局局长甘豫立、丨警丨察局长刘汉东向杨遇春报告市面奇缺辅币的情形，说有很多商民苦于无法找零，不能营业，请求设法解决。并建议：‘由指挥部（即办公处）就地印发一部分辅币，以利交易周转，市面流通。’杨遇春知道印发钞票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便欣然采纳，叫甘豫立负责，觅找刻版人员帮印钞票的纸张，一次印了一角、五角和一元的辅币共2000元，由办公处明令庐山商民用5元和l0元的钞票兑换自己印的辅币。”

叶在增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辅币缺乏，无法找零，指挥部曾自印一批辅币券流通使用，后来随着队伍的撤退，这笔账也不了了之。”

按：虽然当年曾在庐山并肩作战，但在刘操与叶在增的笔下，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感情色彩，这是因为，刘提供的资料，是写于一九六零年代的交代材料，叶的资料则是许多年以后正式出版的回忆录，显示不同的时代感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