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6)

叶在增的三哥叶在均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留学日本。北京政府成立之后，董康任“大理院”院长，叶在均成为他手下的一名“推事”。叶在增回忆说：

“我是继母郑氏所生，三岁失恃，我的童年是由父亲抚养成长，民国六年（1917年），三哥迎养父亲于北京，我和四哥在墉（现在台湾）随侍，从此，我在北京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

按：历史就怕串起来看：二十年之后的1937年，董康加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此落水成为汉奸；又过了十年，董康瘐死狱中；同一年，叶在增成为日军战犯谷寿夫的审判官，这一案的审判长即石美瑜。

又过了一年，中华民国“行宪”，叶在均成为民国第一届“大法官”。

1934年，叶在增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该校十分特殊，只有法科，因此后改称朝阳学院），他回忆说：

“在旧社会，有人说：大学毕业就是失业，但是有背景的当然例外。我学的是法律专业，这时我三哥任最高法院厅长，算得上司法界名人，凭他的一封八行信，我到江西九江法院，当上了书记官。不久，又调升江西高等法院书记官。1936年，国民党政府举行临时髙等法官和司法官考试，又被我取得了司法官资格。”

叶在增说：“卢沟桥、上海相继炮响，中华民族濒临灭亡危险，亿万民众投身于抗敌救亡行列，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专管人们打官司的法院，成了冷僻衙门，多数司法人员成为冗员，于是在留职停薪的变相裁员中，我也投笔从戎，经过考试、训练，不到三个月时间，我成了一名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人员，参加了抗日行列。”

1938年5月，江西省保安第十一团第二大队第五中队政治指导员叶在增随部队进入九江，他说：“我真正走上了抗日的第一线。”

民国时的保安团队，既非今天意义上的“保安”，也不是丨警丨察，而是正规部队，只不过他们是地方部队，因此一般而言战斗力不是太强。叶在增解释说：

“江西省28个保安团，是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根据蒋介石的‘剿匪’计划中的三保政策而建立的（三保即‘保甲’、‘碉堡’和‘保安’）。熊式辉也借此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保安团的经费充足，装备也好，不逊于正规部队。其中以第三、第十一两个团更强，第三团团长邓子超是湖南人，黄埔军官学校出身，较有作战经验。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江西安义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熊式辉的亲外甥。这时我是十一团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的政治指导员。

7月26日，固守了两个月的九江撤守，邓子超、胡家位率部退上庐山，准备“打游击”。

按：九江失陷动摇全局，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甚至因此而被免职。至此长江中游的最后一道屏障为日军夺取，此后仅三个月武汉即沦陷。

叶在增回忆说：“我们上山时，庐山管理局和丨警丨察局等行政机构，已于一星期前撤退到南昌去了，庐山上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万难民无人过问，惶惶不可终日，加以汉奸造谣破坏，物价高涨，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叶在增说：“上山后，团领导即召集两团政工人员联合办公，决定主要办两件事：第一是安定社会秩序，先抓获―些奸商，平抑物价；枪决了一些汉奸特务，社会秩序稍有好转；其次是疏散难民。因为庐山是个消费的山城，山上不生产任何生活必需品，而且既已定为游击根据地，绝不能居集这过多的难民，加重负担，所以必须动员他们下山。听说山上要打仗，难民也不敢逗留，十天工夫，绝大部分难民就由我们派部队护送到山下隘口，转去后方。”

1938年8月，江西“全省游击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就是熊式辉的侄子、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

熊滨与保安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都是熊式辉的亲戚，且系“陆士”前后校友：熊毕业于第十九期炮科，与后来落水的张岚峰是同科同学；胡则毕业于第二十一期野炮科，其同科同学当中，有两个姓孙的非常出名，一个是“飞将军”孙元良，另一个就是“二二”作乱的孙铭九；此外，胡家位还有一个步科的同学，那就是后改名为解方的解如川。

其实，熊滨与胡家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太会打仗，熊式辉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给自己这个侄子配一个副手，这个人就是杨遇春。

当时杨到武汉公干，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看中，并推荐给了熊式辉。

庐山保卫战的重任，就交给杨遇春了，叶在增回忆说：

“8月中旬，江西成立‘全省游击总指挥部’由保安处参谋长熊滨任总指挥，杨遇春为副总指挥，（杨是江西瑞金人，听说以前曾参加过红军），负责在庐山打游击。杨于八月底偕同撤到南昌的庐山管理局，（局长甘豫立)和一个民众组训队（队员多是上海流亡的青年学生，队长徐敬恩）上了山，将指挥部驻在河东路朱培德私宅，并划分了两团的防务。”

在民国，庐山地区是江西省的一个行政特区，庐山管理局直属于江西省府，上文中叶在增提到的甘豫立，本是庐山管理局主任秘书。原局长是谭炳训，当年著名的工程建设专家，25岁就当上了北平市工务局局长，此时谭已调任江西全省公路处处长，故管理局局长职务由甘豫立代理。

叶在增说：“我所在的第二大队部设在含鄱口；第五中队驻五老峰青的莲寺，我在两地奔跑指挥。这时难民已基本疏散完毕，日军还没有攻占庐山迹象，山上较为稳定。”

庐山保卫战由杨遇春负实际的责任，因此杨在庐山设“副总指挥庐山办公处”，即游击队指挥部，并将庐山的管理局、丨警丨察署和江西省党部赣北情报站等纳入办公处指挥。

除了甘豫立，杨遇春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就是庐山丨警丨察署署长刘汉东，这却是一个老牌的军统分子。

“副总指挥庐山办公处”下设秘书、参谋、副官三个组，其中参谋组参谋主任刘操中校执行“幕僚长”的职务，日常事务由他代拆代行，是杨遇春的第三个重要助手。

据刘操回忆，杨遇春就任前，熊滨曾指示他说：“庐山是闻名世界的特殊地方，那里住有各国侨民，富有国际色彩。希望你们将来与闻名世界的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抗日壮士相媲美。所谓时势造英雄。希望好自为之。”

就着熊滨这番话，杨遇春曾对刘操说：“时势造‘英雄’，对于没有人事背景的我们，‘抗战’就是我们的时代政治背景。你要晓得现在是互相利用特别是利用抗战来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我们也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爬上政治舞台。”

这个“舞台”很快就搭起来了——

1938年8月，庐山迎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当时年仅28岁的蒋经国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