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5)

便衣混城

1940年3月，军统局的属下，又多了一个新的名目，这就是各战区的“便衣混城队”。

关于组建“便衣混城队”的目的，乔家才说：“各战区所指挥的正规作战部队，只能同敌人打阵地战。因为我们的装备武器远不及敌人，打起仗来，自然吃亏很大，让敌人占尽便宜，才有训练便衣混城队的计划。”

1940年3月6日，“大本营”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参谋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战区和各集团军参谋长，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提出了“便衣混城”的概念，他说：

“各位提到我们派人化装潜入敌人所占领的城市或阵地，或是充当伪军、或是充当敌军伙夫、马夫、挑夫、勤务兵、通信员、向导，尤其是作向导，这也是便衣队的一种。只要我们能设法接近敌人，攻其无备，那么一个人就可以发生一连，甚至一营人的效力。”

蒋指出：“今后各参谋处应该特别增设一科或一股，派定人员专门负责研究便衣队的任务和技术，并应负责训练，如此，收效自然伟大。”

蒋介石还特别解释说：“这个‘混城队’，大家不要看作‘混成队’，而是混入敌军阵营或城市之内的‘混城队’。在各军选定进攻目标，发动攻势几个月之前，混入敌军城市之内，事先不必通知他们何时要来攻城，只令他届时专任造谣、放火以及各种扰乱等任务，等到我军进攻时，发动内应。这个计划我在去年已命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在安庆、南昌、南京、杭州和武汉各地，皆应实行。”

乔家才回忆说：“训练混城队的技术，谈何容易？没有这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是难以胜任的。结果，这一项委员长认为很重要的工作，又落在戴先生的肩上，迅速于四月开始成立各战区混城队编练处。”

便衣混城队的组建，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训练阶段。乔家才说：

“每一战区派遣编练专员一人，教官数人，负责训练战区的便衣混城队，受训人员挑选各部队士兵中勇敢机警的，予以一个月的训练。训练课程为侦察、化装、通讯联络、破坏术、行动术、城市暴动等。混城队以班为单位，十人为一班，五班到十班为一队，两队以上为一总队。”

训练完毕之后，即派遣到各地执行任务，这是实施或作战阶段。乔家才说：

“派遣原则，五万人以下城市，派遣一班，五万人到十万人的城市派遣一队，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派遣一总队。训练完毕后，改编练处为督导组，以编练专员任督导组组长，协助战区司令长官办理指挥便衣混城队。”

根据乔的回忆，可以看出，军统局派到各战区的相关负责人，在训练阶段称为编练专员；待训练告一段落，转入作战阶段后，编练专员则改为督导组组长，负责指挥相应战区的便衣混城队。

对各个“编练专员”的派遣，戴笠很费了一番脑筋，因这个位置虽然号称“少将”，但仅是叫着“好听”而已，实际上无甚权力，与戴笠的各个训练班的负责人没啥区别；此外，既是训练军人，总得本人也是正规部队出身才行，否则拿什么去要求别人！前述戴笠开办“谍参班”，必须挖来当过参谋长的吴玉良，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点，军统在各地的派出机构，无论公秘，基本上到哪里都是自成体系，关起门来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但混城队不行，各“编练专员”虽然由军统派遣，但编练处却归属于各个战区的序列，最起码在表面上，必须与战区司令长官部妥善相处，否则寸步难行。但是军统这些高级干部，一个个都牛气哄哄惯了，除了“戴先生”，眼里基本不“夹”别人，要他们低下头来，谈何容易！

经再三考虑，最终戴笠派出的各战区“编练专员”，是这样的：

第一战区编练处，设河南洛阳，派赵理君为编练专员；

第二战区编练处，设陕西宜川，派徐光英为编练专员；

第三战区编练处，设江西上饶，派郭履洲为编练专员；

第四战区编练处，设广西柳州，派杨继荣为编练专员；

第五战区编练处，设湖北襄阳，派徐志道为编练专员；

第六战区编练处，设湖北恩施，先派朱金骅为编练专员，后改为杨遇春；

第七战区编练处，设广东韶关，派汤毅生为编练专员；

第八战区编练处，设绥远五原，派高荣为编练专员；

第九战区编练处，设湖南长沙，派罗国熙为编练专员；

此后，又成立苏鲁战区编练处，设山东临沂，派贺元为编练专员。

以上一共是十员大将，其中有些并不完全符合要求，像赵理君，一天都没有在“国军”的战斗部队中待过，本人又一贯专横跋扈，目中无人，极不适合独当一面。但前面说过，戴笠手下的高级干部，真正带过兵的并不多，且有些本就担任着很重要的职责，不可能随意调换，因此这个“阵容”，已经可谓“菁英”尽出了。

在这十个人当中，有八个黄埔生，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徐光英，不过他1927年就在叶挺的第十一军任师参谋长了，当个“编练专员”还是绰绰有余的。

另一个就是杨遇春。

在军统高干中，江西人颇不少，但出自“红都”瑞金的，杨遇春却是“独一份”——这不奇怪，杨本是红军出身，龚楚在回忆中，曾提及此人。

与明初那位同名大将一样，杨遇春也是一员猛将，可说勇冠三军。使杨成名的，就是在当年、一度曾与“四行仓库保卫战”

齐名的“庐山保卫战”。

抗战初期，杨遇春在军委会任一个虚职，后被任命为“江南挺进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隶属于第三战区。

在某一个偶然的场合，杨遇春和他手下的一位倪支队长结识了戴笠，但也仅仅认识了一下而已。

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九江岌岌可危。

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九江一旦失守则江西全境门户大开，因此早在当年5月，“大本营”就决定死守九江，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一旦九江失守，则将守军撤到庐山打游击，尽可能延宕日军的南进。为此，专门设立了“庐山游击区”，隶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

根据这个部署，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派出江西的地方部队——保安第三团和第十一团，于1938年5月进驻九江。

在第十一团当中，有一位刚刚投笔从戎的年轻人，他就是叶在增。

叶在增，1912年生，福建闽县人。

叶家是书香门第，叶在增回忆说：“我父亲同两个堂兄弟都是光绪甲辰恩科的进士，三兄弟同榜，当时在福州传为佳话。我堂伯父叶大琛分为浙江上虞知县，堂叔父叶大章，分为河南焦作知县，我父亲叶大华分广东茂名知县，三年即署理髙州知府，官运可谓亨通。”

按：叶的这段回忆，多少有点问题。事实上，叶大琛是光绪丙戌科（1886年）进士；叶大华、叶大章才是甲辰恩科（1904年）的同科进士，中间差了近二十年。

大华、大章兄弟也是中国科考的最后一批进士，与他们同科的，就包括谭延闓、沈钧儒和汤化龙等人，当然还有那位著名的“末代状元”刘春霖。

但不管怎么说，一门三进士，已经是难得的佳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