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4)

李果湛被捕之后，武汉区由唐新主持，乔家才说：

“以后四年，唐新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奋斗。他做了不少惩处敌人汉奸的行动工作，情报工作也不因武汉区的机关被敌屡次破坏，受到丝毫影响。”

唐新的对手、汪伪武汉区情报科科长张孟青回忆说：

“唐新看到武汉区在租界内的据点全部暴露，带领一批残余人员撤迁到汉阳永安堡土围城，利用外围武装日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八十二师汪步青防地，建立领导据点，继续活动；用电台和派交通与武汉各基层组织传递消息和电讯文件。所有行动队人员化整为零，散居汉口查家墩外、汉阳永安堡和蔡甸乡区一带。”

张孟青说：“一九四一年，汪步青部瓦解，唐新又率领全部人员，转移到嘉鱼神山地区，在渡普口设联络处，领导据点安置在四面环湖的王三房小洲上，凭借外围武装日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师师长陈中全部为之掩护。”

在这一阶段，与军统在北平、上海等地一样，唐新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制裁”汉奸方面。乔家才说：

“李果湛被捕后，武汉区的工作，经戴先生一再鼓励，区长唐新艰苦挣扎，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在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五月里，一连制裁了几个大汉奸，使汉奸们丧胆，使武汉人心振奋。”

第一个进入唐新视野的，是伪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张若柏。

张若柏有个外甥叫程绍川，公开身份是中江实业银行的职员，实际上是军统武汉区干部。张孟青说：

“（程绍川）湖北黄陂人，原住汉口友益街潞安里末一家，系律师程文濬之子。武汉沦陷后，在军统武汉区任会计，以日伪中江实业银行股长职务为掩护。”

程绍川的情况，与山西的富商郝亚雄类似，唐新说：“程绍川家本殷实，本人且为美国花旗银行职员，因热爱国家，而参加军统局，在武汉区工作。他曾以私蓄接济工作经费。”

湖北伪政权成立以后，于1940年5月劫夺原汉口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中江实业银行，代理“省库”，程绍川奉唐新之命打入该行。张若柏作为伪财政厅长，经常到银行来，程绍川正好可以作为眼线，了解张的情况，并将其行踪提供给武汉区行动队。

乔家才说：“行动队事先调查清楚伪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张若柏的行动、出入的时间、来往的人物。于二十九年五月三日十点多钟，由第一分队刘悦来、第二分队李玉清率领行动同志，到汉口特三区一德里张若柏住宅。李玉清冒充送礼，把张诱引出来，朱建和开枪，张若柏身中六弹当场毙命。李玉清和朱建和在刘悦来、常满仓、陈金山掩护之下，安全撤退。”

按：据《武汉市地方志》记载，张若柏遇刺时间是1941年10月2日。

次年5月，程绍川暴露，被张孟青逮捕，程假意自首，仍在中江实业银行工作，成为“双面间谍”。唐新说：

“（程绍川）又曾因工作而三度被捕，累代所积，被劫殆尽，家道因而中落。他仍继续为工作尽力，直到胜利。”

此后，唐新一不做二不休，又将伪中江实业银行总裁戴秉清击毙。乔家才说：

“十月四日武汉区又制裁了一个大汉奸戴秉清，伪中江银行总裁，这个汉奸的罪大恶极，他禁止法币在沦陷区流行，强迫老百姓使用伪币和敌军票。因为他对敌人特别卖力，已升为伪江西省长，决定十月底在九江就职。武汉区早布有内线，一切已调查清楚，这一天上午，戴秉清从东亚饭店到中江银行办公。安高岭率领的行动人员，两面逼近，王登嵩乘他上台阶的时候，连打三枪，立即毙命。戴的保镖被击毙一人，一人上前和王登嵩纠斗。有两个日本兵赶来，从背后把王抱住，师金亭赶紧上去，打昏敌宪兵，王登嵩才逃脱。”

乔家才介绍说：“师金亭河北人，做过连营长，已五十一岁，是一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老军人，沉着勇敢，才能获得全胜。”

撤退之后，大家问师金亭：“师先生，你没有掩护撤退的责任，为什么不顾危险，要独力来拒敌呢？”

师听了说；“你们都是青年有为，应当留有用之身，多为国家出力。我已年老，应当以死报国。万一逃不脱，也是死得其所了。”

与此同时，汪伪方面也没有闲着，他们首先要收拾的，就是法国人毕格亚。张孟青回忆说：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一天上午，由汪特汉口区第三科长费克光，率领行动胶长翟砚亭和一批行动人员协同日本特高宪兵在比格洋行守候，毕格亚出现后，由射击手邹正卿发枪，弹中颈部，未中要害，送万国医院洽疗，不久伤愈出院。从此，毕格亚就不敢出门，法租界巡捕所并派警卫在比格洋行门前守卫。”

此后，张孟青又派人暗杀尉迟钜卿，未果，张回忆说：

“尉迟心中有数，感到杀身临头，他雇了一个日本退伍军人任舞厅（指尉迟钜卿拥有的金门舞厅和皇宫舞厅）经理，并通过这个日本人与汉口日本陆军特务部搭上关系.，央求日本人向汪特说明，他已为日特所用；这样汪特就无法继续下手采取行动了。”

1942年，汪伪武汉区改为安徽区，张孟青升为区长，这下他可以放手解决毕格亚和尉迟钜卿的问题了：

“于是我邀集由军统投靠汪特的张履鳌、张春惠同往毕格亚处，以走访为名，进行谈判。我用威胁的口吻，要他以保重生命为重；张等也从旁示意，毕格亚当场表示愿意归顺，答应将军统存储的七箱无线电器材和一架落地式收音机缴出，其实这些器材原是由张履鰲经手委托毕格亚保管的，我即命令在外等候的人员，将器材装汽车运回；又命毕格亚填了自首书。第二天，我派车将他接到汪特机关，作为他报到的形式，接收他为情报员，月支薪水一百元，并将那架收音机赠给他使用。”

张回忆说：“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法租界被伪汉口特别市政府接管，法国巡捕厅改为伪丨警丨察局第四分局，尉迟已失去法国的靠山，我乘此机会，派车将他接来，迫令他自首，同时下令他的组员刘少卿、汪应云分别自动投案，办了归顺自首手续，收缴了—台两用收发报机，军统法特组从此被汪特瓦解。”

到1942年，军统武汉区损失惨重，已经基本失去战斗能力，乔家才回忆说：

“武汉区自二十七年成立到三十一年六月，四年间因工作被捕者一百七十多人，牺牲的同志达一百人。被敌杀害者计：阁英才、赵云卿、容耀东、张渭清、王恩甫、葛长清、陈金山、刘慎之、李正刚、祝鸿钧、王庆先、安高岭、刘超俊、雷玉清、王经国、陈春城、李振中、陈宅荫、李化民、谢云卿、何忠炳、胡绍贞、李春山、刘烈卿、柯魁臣、吴宝山、孙文斌、赵永灿、杜矶、张瑾如、张庆振、胡渐于、王子英、王春山、罗田、刘寿山、常满仓、廖少卿、李汉卿、何侃、冯启浩、王远发、王玉昆、师金亭、李清明、侯玉坤、游凤翔、阮少华、周海山、刘锦轩、李家茂、韩平国等五十二人。”

“因工作死于非命者，计：李果湛、成新廉、周志坚、董正、纪日华、张有材、乐启富、王登嵩、邱国钧、汪心澄、胡渐于等十一人；被捕后无消息，或过重而死者，有王又声、魏子春、沈永清、易扫尘、孔耀庭数十人。”

至此，唐新再也无法支撑，被迫撤离。乔家才说：

“但同志一再被捕，人员一天比一天减少，经费接济不上，（唐新）真是焦头烂额，苦不堪言。终于将区改为站，由熊秉谦任站长。三十一年六月二日，艰苦奋斗了四年的唐新离开武汉地区，七月十三日到了重庆。”

(本章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