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2)

鲍志鸿说：“过了两天，日本人会同伪特务人员来严经如家中搜查，周竞武也同来。在严家翻箱倒柜，搜查了半天，但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搜查以后，周竞武曾来我家，报告搜查严家的情况。当天，周竞武又同日本人一起，第二次到严家搜查。将写字台推倒，发现电台就装在写字台的抽屉内。严经如夫妇当场被捕。”

严经如是鲍志鸿的电台台长，他一出事，军令部二厅谍报组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鲍志鸿说：

“我从法租界逃出，改换名姓，通过郭汉卿的关系，介绍到圣教书局当了几个月会计。因为日本人对我搜查很严，我决定逃出武汉。”

鲍还说：“我离开后，由周竞武接任武汉谍报组长。我对周竞武不敢信任，有些情报线索（如詹文忠等），就交给郑济安联系。”

1940年7月，鲍志鸿逃出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入陆军大学当教官，后加入军统。

次年春，周竞武、郑济安、郭汉卿、詹文忠等人先后在汉口被捕。

破获了军令部二厅谍报组的案子，傅胜蓝又找上了军统武汉区“法特组”冷光欣的麻烦，没想到这下搞砸了，把自己给“玩”进去了。

张孟青说：“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利用法租界巡捕房投靠法帝的一个名叫冷光欣的人，在法租界车站路庆平里设置了一处秘密住所，室内陈设华丽，供其玩乐和接见亲信之处，冷光欣为了投靠戴笠，加入了由戴笠亲自布置的军统汉口法租界特别组，并在车站路友益街西口开设了巴黎饭店。”

傅胜蓝曾经是特务处的“三把手”，对戴笠的一切自是非常熟悉，张孟青说：

“傅胜蓝来汉口后，对戴笠临走前托冷光欣代管这所秘室的情况，也很了解。这时，这个秘室已由冷妾居住。傅对这所秘室念念不忘，某日，傅独自一人来找冷光欣，适冷外出，傅即对冷妾说要接管房屋与家具。”

冷妾将此事转告冷光欣，冷得知后，抖了个“机灵”，他向法租界巡捕厅报告，伪称“家中遇盗”，遂由法租界巡捕厅将傅提去关押。后经汪伪武汉区副区长张炳康会同汉口日本宪兵队向法租界当局交涉，才将傅释放。

张孟青说：“事发后，武汉区向上海汪特总部作了报告，汪特头子李士群大为震怒，认为傅胜兰做事鲁莽，被法租界捕去，有损汪特‘威信’,立即将傅胜蓝撤职，调回上海禁闭。并令武汉区另一副区长姚筠伯对冷光欣实行暗杀，以示报复。”

张回忆说：“姚先与日本汉口宪兵队联系，并得到日本特高课长伍岛茂的支持，接着，姚筠伯紧锣急鼓，与警卫队长刘杰和侦行科副科长费克光共同策划了暗杀的行动计划。八月中旬一天，姚筠伯发出了行动命今,，行动队二十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由刘杰带领射击手和掩护人员佩短枪进入租界。一路由费克光协同日本特高课宪兵曹长伊藤带领一批人乘两辆汽车开到法租界铁栅门外守候。这时，冷光欣正由巴黎饭店向南步行至友益街转角处；行动人员拔枪急射，冷光欣应声倒地，立即葬命。”

张孟青说的“伍岛茂”，即伍岛茂德，日本驻汉口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伍岛茂德与李果湛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部步兵科第十八期的同期同学，有了这层关系，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李果湛很意外地“咸鱼翻生”。乔家才说：

“（伍岛茂德）在士官时就对李非常佩服，因为有他关照，才没有受刑。后来五岛借口进行说服，接到他家里居住，算是恢复了一半自由。”

据费云文记载，李果湛被捕之后，曾托人带给戴笠一张纸条，上边写着：“负责无状，致婴祸败，愧负钧座，决以死报。”

对于李果湛，费云文评价说他“确未攀供一人”，事实上非但如此，李还曾尽力掩护过他人。在回忆中，鲍曾说：

“武汉谍报组原经熊斌批准，每月发给经费为两千元。军令部从武汉撤退时，一次发给六个月的经费。我存入银行，按月开支，以后，重庆方面从银行汇款。到一九三九年，日本人控制很严，银行不能汇款。我通过军统汉口区长李果谌由中国银行兑拨。一次因兑款单上写着：‘转鲍参谋收。’日本人追问鲍参谋是谁？李果谌谎称是他们的军事情报人员，骗过了日本人，但是以后不敢再拨款。”

按：此时李果湛已经被捕。

鲍还说：“（李果谌）关押了一段时间释放出来。我在电影院遇见了他，虽然彼此未打招呼，但是从迹象来看，他未出卖我。”

住到伍岛茂德家中之后，李又曾绘一幅《松虎图》，辗转带到重庆，上边还题着“如松之劲，如虎之威，历尽沧桑，飘然来归”几句话，原来，李果湛是想留此有用之身做一件大事——他要当“卧底”！

对此，乔家才评价说：“李果谌有一种很不健全的天真想法，想藉此机会，组织一支伪军。一旦有了武力，在敌人内部配合国军反攻，一举收复武汉，建立奇功。殊不知武汉的敌人，对于伪军持一种消极态度，并不积极扶植，既不给武器，也不给粮饷。”

没想到，这个机会还真来了。

就在此时，又一位军统的“故人”来到了武汉，不过这个人也已经“落水”。

他就是熊剑东。

论才干，熊剑东不在李士群之下，可并称为汪伪谍报系统中的“双绝”，值得重点说一说。

熊剑东，原名熊俊，1902年生，浙江新昌人。

熊俊十几岁就在浙江绍兴当兵，1919年，熊结识了浙江同乡胡兰成。胡回忆说：

“那熊剑东是新昌人，二十二年前他叫熊俊，在绍兴营里当一等兵，我三哥则是准尉庶务长。我在第五师范附属高小读书，食宿却在营里我三哥的房间，和熊俊两人要好，他十八岁，我十四岁，他还教我英文，焉知他后来当了逃兵。”

1920年，胡兰成考入浙江杭州蕙兰中学，次年，熊俊忽然来找他，胡回忆说：

“事隔二年，我进杭州蕙兰中学读书，他忽来看我，穿一件青灰布长衫，说要去上海没有路费，我说我有。我有两块银洋钱要作一学期杂用的，生怕遗失，藏在一个蝴蝶牌牙粉盒子里压在衣箱底层，我就取出都给了他。”

此后，不知以何机缘，熊俊居然赴日本“陆士”留学，学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回国后，熊俊改名为熊剑东，据熊的老下级刘建新说：

“（熊剑东）曾在夏超的第三师当随从副官，后窜到上海搞抢劫、绑架勾当，受青帮老头子张锦湖垂青。”

抗战开始以后，熊剑东参加了戴笠在上海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此后，这支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并给了熊剑东一个“淞沪特遣支队司令”的名义，留在敌后打游击，这样，熊剑东就算与军统拉上了关系，不过仅是外围成员而已。

按：熊剑东的手下，有个叫胡肇汉的，驻地在常熟一带，此人被认为是《沙家浜》种胡传魁的原型。

前面说过，沪战之后，马元放、掌牧民等人组建“上海抗建协会”，打算搞武装斗争，因掌与熊剑东有旧，即邀其参加。

掌牧民，生于1899年，江苏阜宁人。

掌牧民与马元放是南京法政专校的同学。“上海抗建协会”成员朱彬说：“掌牧民毕业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毕业后回国到广州追随中山先生及胡汉民从事革命工作，在南京任民国日报社长，在上海与黄季陆创办《国防论坛》唤醒国人防俄抗日。”

抗战开始以后，掌牧民鼓励家乡子弟积极参与抗战，曾写过一首诗：“先名不少奇男子，有志竟成大丈夫，寄语乡邦诸子弟，英雄无种仗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