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10)

说到这里，我们回到李果湛和他的武汉区。

李上任之时，正值临澧特训班的100名学员在武汉“实习”，为加强掩护，经戴笠同意，李从中挑了一位女学员成新廉作为“工作太太”，后二人弄假成真结为夫妻。沈醉在回忆中曾经提及：

“当时决定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工作的大特务，戴笠除叫他们去临时讲几天课外，还允许他们在这个班的女学生当中去选择自己看中了的‘工作太太’。例如派往武汉去任区长的李果湛便选中了一个湖南籍女生成××当他的‘工作太太’。还有派往上海负责，以后投敌当了伪杭州市市长的傅胜兰，也是在这个班中带了一个‘工作太太’去的。”

沈醉所说的“湖南籍女生成××”即成新廉。

成新廉，1914年生，湖南长沙人。

李甲孚也是被派到武汉“实习”的学员之一，与成新廉很熟，他回忆说：

“李果谌在临训班当过游击术教官，曾在班和我个别谈话一次，武汉撤退时，他留在那里潜伏做武汉区长，女同学成新廉做他的工作太太，不久弄假成真，二人就同丨居丨并结婚了。李果谌后来被日人发觉，把他逮捕后，成新廉并在被捕时殉职，她是临训班调到武汉六名女同学中唯一殉职的。她长得很美，颇有艺术天才，知道我生年肖虎，曾送我一张小纸绘的老虎像。”

与军统的北平区、上海区一样，武汉区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机构，除区长李果湛、副区长兼书记唐新以外，还有一位副区长宋岳，加上会计、译电、交通、直属通讯员等等，仅“区部”就有32人，几乎成为一个官僚机构了。乔家才说：

“区部设在法租界首善里四号，一栋三层楼洋房。除李果谌和掩护家眷成新廉和内勤人员外，待命的临训班女生杨文蕙等多人也住在一起，成了一个大家庭，热闹非凡，简直不像一个秘密组织。”

武汉区还有一辆汽车，原为做行动工作时使用，乔家才说：“实际上，武汉沦陷后，根本没有汽车行驶。因为有汽车，所以也派了一名司机姜连文。”

此外，武汉区还有单独的电讯总台，一共9个人，负责人即军统著名的“电讯夫妇”——电台督察叶文昭，书记则是他的太太姜毅英。

武汉区下设的“业务部门”就更多了，仅武汉三镇就有6个情报组，其中汉一组负责人由副区长宋岳兼任；汉二组组长则是一位加入“团体”不久的年轻人，叫做邓葆光；汉二组的电台负责人，是军统另一位“著名”报务员张亚民。

值得重点说说的，是武汉区的“法租界特别组”，这个组是戴笠直接策划成立的，负责人即原“中苏技术研究所”所属汉口组组长谷兆芬。

乔家才说：“法租界法国人愿意同我们合作，巡捕厅长蒲鲁思指派副厅长紫珊及翻译官尉迟巨卿负责，许成立一特别组，每月经费五千元，武汉区派谷兆芬联系。尉迟巨卿系会人物，在法租界颇有势力，若为敌用，则对我们工作威胁很大。”

按：乔家才所说的“蒲鲁思”通译为“蒲鲁苏”，“紫珊”则更多地被叫做“马守年”，二人均系法国人，时任汉口法租界巡捕房正、副巡长（亦称厅长），实际上即法租界区域的丨警丨察局长。

尉迟巨卿实际上叫“尉迟钜卿”，对于他的情况，曾任汪伪武汉地区负责人的张孟青非常熟悉，他说：

“尉迟钜卿，系南京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法学校，一九二零年来汉，在法租界巡捕厅充当中法语文翻译，善献媚逢迎，深得巡捕厅厅长蒲鲁苏和副厅长马首年的信任，成为法帝在汉口的忠实奴才。尉迟拒卿对外自称是巡捕厅的华籍督察长，又加入‘洪门’中的太华山，由山主杨庆山授予‘心腹大爷’的称号。”

在汉口，尉迟是一个类似于上海的黄金荣式的人物，张孟青说：

“尉迟钜卿平日凭借权势，到处敲诈勒素，凡在法租界开设的旅馆、舞厅、ji院、戏院、烟馆，每月都要向他‘进贡’，称之为保险费：对烟土商贩公开包庇，从中渔利，不数年聚敛累累，买土地，造大楼，拥有妻妾四个，先后独资开设汉口球场（后为金门舞厅和皇宫舞厅）、钜源盐号、钜源俱乐部和星光球场等，一跃成为地富恶霸。”

尉迟的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觉得可以为己所用，张孟青说：

“一九三八年，军统车住重庆前，戴笠为利用尉迟钜卿在汉口法租界的特殊势力，曾带上军统骨干刘澄宇、陈则民亲自拜会尉迟，动员他参加军统，又在万国旅社开会，经戴笠决定，在法租界成立特别组，由陈则民，尉迟钜卿分任正副组长，主要任务是在汉口沦陷后，掩护军统在汉的潜伏活动和潜伏特务的安全。军统撤走时，陈则民也随之撤走，这个组即由尉迟钜卿完全掌握，军统尚交给他六万元现款和一台无线电两用收发报机。”

此后，经尉迟钜卿援引，法租界巡捕厅探目冷光欣、刘少卿、汪应云等人先后加入了法租界特别组。

此外，“法特组”还运用了一个法国商人，叫做毕格亚。张孟青说：

“有个法国流氓，名叫毕格亚的（picc），抗战前早来汉口，凭借法租界的特种关系，在江边开设一家法商比格洋行，进行各种买卖，获取高额利润。蒋帮撒来武汉时，毕格亚与军统搭上了关系，并参加了军统组织，比格洋行就成了军统密藏无线电器村的仓库。”

前述鲍志鸿回忆，他曾经托武汉区购买无线器材，即由毕格亚协助办理。

除上述情报机构，武汉区还有一个“反间组”，并在武昌和汉口，各设有一个行动大队。另外还有“直属工作员”41人、“待命人员”43人，掩护商店34处，这样全部人员达到300多人。

对此，乔家才评价说：

“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那里像一个敌后组织？敌后组织需要精简，需要绝对隔离的复式布置，因为布置敌区工作，应当作最坏的打算，一个组织被敌人破坏，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存在，继续工作，丝毫不受影响，才算安全。所以武汉区的设置，事先就欠周详的考虑，失败是必然的。”

对此，张孟青说：“（汉口）沦陷初期，法租界尚有一段时期的行政上自主权；但到了一九三九年，汉口日军宪兵队派遣一批特髙宪兵进入租界，日军就可会同法租界巡捕厅随时逮捕人和蒋帮潜伏的特务。汪特进入租界后，就把侦破的重点放在蒋帮潜伏的特务上。”

1939年12月，即武汉沦陷之后仅一年多，李果湛暴露了。

乔家才说：“李果谌度量恢宏，仪表不凡；待人宽厚，和蔼可亲。唯一缺点，对事大而化之，不够精细，不注意微小地方。武汉区组织庞大，已经不合敌后工作的原则，潜伏下危机。又因为区部吃饭的人太多，厨子忙不过来，司机姜连文实际上并不开汽车，无事可做，于是李果谌要他帮忙厨房工作。”

事情就坏在姜连文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