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9)

鲍志鸿的潜伏计划拟好以后，译成俄文，拿去请瓦西洛夫“审阅”，瓦看了以后，认为很好，同时提出了几点意见,：

“——组织方面，分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单位，不如全部以汉口为中心。因为汉口是商业经济的中心，又是交通中心。

——不应该将全部情报人员的真实名姓写交给他，应该用化名。

——训练指导都由本人亲自主持，认识的人太多，如遇破坏，必然联系整个组织，全部瓦解。

——吸收情报人员，文化程度太低，不能胜任特务工作。

——物色秘密特务，要选择能在武汉长期住下来的人（指有财产、有职业者），要不露头角，要忠诚老实。

——布置情报工作的先后，预料日军进攻武汉，以东和北两个方面为主，应先从这两个方面布置，汉宜路、粤汉路次之、汉阳最后。”

鲍志鸿回忆说：“我认为瓦西洛夫指出的意见都很恰当，以后我在很多部署方面都采用了他的意见。”

——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充分证实了瓦西洛夫的判断，不愧为苏军的谍报专家。

在鲍物色的“潜伏人员”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是姚春阶。

姚是湖北汉阳人，清帮和洪门兼跨，抗战前在汉口日租界当探目。

鲍志鸿说：“我在开始筹备谍报组时，郑介民介绍姚来做我的助手。并说：‘以后要找什么人，可由姚介绍。’我经了解，姚春阶与郑介民关系很深，有长时期的渊源。”

——还在1929年的时候，郑介民奉蒋之命到武汉来分化桂系部队，当时姚为郑出力不少。此后特务处成立，姚成为“运用人员”，被戴笠派到天津，结果因“泄露机密，被戴关了三年”。后又派回武汉，做帮会工作。

鲍志鸿说：“我在筹备武汉谍报组工作时，对我所物色的情报人员，在汉口济生马路（现在的前进二路）济生善堂内进行特务训练。济生善堂是湖北黄陂、黄安（今红安）二县共有的财产，姚春阶当时是善堂负责人。”

某次，姚春阶向鲍志鸿反映：“交通路交通旅馆，有个挂脾看相的孟浩然，是日本人的特务，孟曾在孙传芳部下当过旅长，龙潭战役孙军被歼灭后，孟就到汉口，作特务活动。”

当时姚还说，他可通过孟的关系与日本人接近。

鲍回忆说：“当时情况是日军从津浦路强渡淮河，直插台儿庄会战后方，向武汉进攻，武汉沦陷在即。我想将姚留下，打入日本特务方面，还有可以利用之处。”

就这样，姚春阶成为鲍志鸿潜伏组的重要成员。鲍回忆说：

“武汉沦陷之后，刘翰如担任伪武汉丨警丨察总监。姚春阶通过日本人的关系，到总监部当特高科长，是得到我同意的。”

但是，此后姚成为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却是令鲍志鸿始料所不及的。

第二个是周竞武，湖北枝江人，在军校六期和高教班一期与鲍志鸿两度同学。

鲍志鸿回忆说：“武汉沦陷前，他在武汉大、中学校担任军训教官。我在成立武汉谍报组时，在汉口遇见他，他说没有工作，我就要他留在武汉，一起搞情报工作。他同意了，就成为我的助手。通过他的介绍，他原来的学生朱云龙、方仿、魏钜川、杨晟，冯腾等，参加我们的情报工作，这些人当时都在日伪组织任职，在谍报组是义务通讯员。”

第三个是一位女士，叫做郑济安，湖北黄陂人。

鲍志鸿回忆说：“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同是基督教传教士，少年时代，我们同在一处读书。大革命时期，她在湖南益阳教会学校教书。北伐时与第六军军医处长李德纯结婚。抗战开始后，李德纯任河南信阳专员兼县长。一九三八年，郑由湖南预备到信阳去，途经武汉，因交通阻隔，留在武汉。因为她与教会的英国人、美国人都有关系，我将她留下来是想通过她与教会的关系来做掩护，给她在洞庭村一号租房子住下。以后，谍报组很多情报，是交给她转送给我。”

按：郑济安的丈夫李德纯，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李德纯，1888年生，湖北汉阳人。

李德纯的父亲也是传教士，因此李曾在在教会医院外科学习护理，后又到广州学医。1926年，李投入湘军陈嘉佑部当军医。

此后湘军投向广州国民政府，陈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后又改为第十四军），李德纯任军医院院长，因此，李也算是参加了北伐。

1927年冬，李脱离军队，次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学经济，1931年回国。

抗战开始以后，李德纯在程潜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当秘书，程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以后，李被委任为信阳县县长。

就在这个阶段，李德纯认识了一位**党员，即出身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的著名女学员危拱之，她是在河南做统战工作的。此后，李德纯与**合作拉起了一支部队，叫做“抗日挺进队”他本人自任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即危拱之。

1939年4月，李德纯的信阳县县长职务被免掉，李早就对国民党不满，遂直接投奔了新四军，并经危拱之介绍，于同年加入**组织。

李德纯后改名为朱毅，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更熟悉。

可叹的是，朱毅的后半生，似乎还好于危拱之。

鲍志鸿的最后一个重要助手是詹文忠，广东人，曾被派到英国留学。

与前面说的几个人不同，詹是“公家人”，原任军令部二厅二处上校英文秘书，说起来与鲍志鸿还是同事。武汉沦陷以后，詹留下来担任“国际联络员”，与英、法、苏领事馆等方面联系。

与其他人不同，詹文忠的人事、经费是独立的，他下面还有两个情报员。

武汉谍报组有两部电台，都是军统的。鲍志鸿说：

“第一台台长严经如（真名为屈锦乡），是汉口同文书院毕业，精通日文，曾参加杭州特训班受训。第二台台长黄声润。第一台是军统借给军令部使用的，准备给我们和航空委员会政治部情报人员共用。第二台属于军令部第二厅四处系统。”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鲍志鸿率情报组转入地下，他回忆说：

“由于时间紧迫，布置工作未尽妥善。日军领武汉以后，搜查很严，又分区设立栏栅，不许自由通行。使我们原有的布置打乱了，有的情报人员逃走，有的情报人员不敢开展工作。”

尽管如此，鲍志鸿还是搜集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例如：

“一九三九年夏，詹文忠从美国有关方面得悉，德、苏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的情报，由他自译。当时日军包围法租界，搜捕中国情报人员很紧，他不敢出入法租界，对这个情报不敢上报，要我上报。军令部接到我的报告以后，一方面电令我们复查，一方面电令杨杰查报，杨杰复报，担保无此事。过了些时，报纸上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证实这个情报是真实的。”

按：杨杰系当时“国府”驻苏联大使。

此外，鲍志鸿还提前获取了日军准备进攻南昌的军事情报并上报。鲍回忆说：

“可是军令部二厅一处的负责人说：日本人保密很严，他们不相信日军会攻打南昌，没有重视我们的情报，以后战争打起来，何应钦责问：‘武汉谍报组有无情报？’郑介民答复：‘已有情报。’并检呈情报原稿。何应钦当即指示：以后凡是武汉谍报组情报，都要送他亲阅。”

在回忆中，鲍志鸿还特地提到了军统的潜伏组织负责人李果湛，他说：

“我与军统李果谌在汉口有秘密来往。先是因为我的电台买不到真空管，是通过他们找二家军统人员合股开设的电器商店才买到的。”

鲍还说：“姚春阶到伪丨警丨察总监部，我们向他们（指李果湛）作了照会，以防他们把姚作为锄奸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