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8)

回过头来接着说武汉。

同时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的，还有国军另外一个系统的情报机构，这就是军令部第二厅武汉谍报组，负责人叫鲍志鸿。

鲍志鸿，1906年生，湖北黄陂人，军校六期毕业。

鲍志鸿是学通信的，因此军校毕业周后分配到武汉要塞通信连当排长。后升任连长。1934年5月调到航空委员会，在“前敌指挥部”兵站总监部任空军上尉参谋。

1935年4月，经航空委员会报送，鲍志鸿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三期，

按：陆军大学和“中央军校”是国民党军事教育的两个系统。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而陆军大学的前身是“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早在前清就有了。该校系由袁世凯于1906年创立，这是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开端，从这个角度讲，袁对中国的军队建设还真是贡献挺大。

陆大最初的两期，分“速成”和“深造”两科，从第三期开始，统称为“正则”班。到1911年清帝退位，陆大一共毕业了三期学员；到1928年底，陆大在校的是第八期。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陆军大学，因此，从第九期开始毕业的学员，才是由“国府”招生的。

在名义上，陆军大学是“国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因此当时人称黄埔毕业生为“穿黄马褂”，陆大毕业生则是“戴绿帽子”（“绿”系“陆”之谐音）。但是，当时却有许多人不愿意戴这顶“绿帽子”。

这是因为，蒋介石接收陆军大学之后，又增加了特别班和将官班，一度专门招收那些杂牌军的高级军官受训。像冯玉祥，就是陆大“特三期”学员，1936年12月入学。当时，冯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教官一进门，先得向冯敬礼：“报告副委员长，开始讲课。”下课时也如此：“报告副委员长，讲课完毕。”非常尊重。

但等到“毕业”就没这么客气了，尤其是那些杂牌军军官，不知道会把你“分配”到哪个部队去，等于是借此拿掉其兵权，那谁还敢去！

1937年7月，适值陆大第十三期在校，因战事关系随校西迁长沙。当年12月，该期毕业，毕业生共109人，其中就包括鲍志鸿和他的好友杜逵、胡屏翰。鲍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我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毕业，回原保送单位，在航空委员会前敌指挥部兵站总监部任空军上尉参谋（空军军阶较陆军为高）。元月到南昌报到，指挥部设在南昌青云谱。工作任务是起草空军油、弹运输计划，于四月底完成。指挥部迁武汉，住汉口日淸公司。兵站总监部设在江汉路原日本人开设的眼药公司。”

鲍志鸿说：“当时，我思想上存有矛盾，认为军人学战略战术，不到前线带兵打仗是怕死鬼。同时，在空军部门，陆军不吃香，学非所用，升不了大官，就想调到陆军部门工作。见报‘徐培根接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徐在中央军校髙教班第一期当主任，是我的老师，对我印象很好。我想找他将我调到军令部过渡一下，再到部队带兵打仗。以为在参谋系统内部有了关系，尔后到部队，可以沟通内外关系，青云直上。”

军令部的前身即参谋本部，抗战开始以后改称军令部。当时部长是徐永昌，“政次”林尉，“常次”熊斌。

据鲍志鸿回忆，当时，军令部下辖三个厅：“第一厅主管人事（参谋）、教育（陆军大学）、研究战史和总务工作，第二厅主管情报、宣传和联络工作，第三厅主管指挥作战工作。”

鲍志鸿说：“第二厅厅长徐培根，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及陆军大学毕业，曾在孙传芳部下担任金陵军校教育长，以后到德国陆军大学留学深造。回国后担任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主任，后调航空委员会航空署署长、防空学校校长、军政部军械司长，因南昌飞机失火案，被蒋介石撤职反省，后经查清事实复职，一九三八年，继徐祖贻之转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

根据鲍的请求，1938年7月，徐培根将他调到军令部第二厅，在第三处第七科当上校参谋。

军令部第二厅是被军统高度渗透的单位，其下辖四个处中，第三处负责国内情报的组织、搜集、整理和宣传工作，处长是郑介民，其中第七科科长即老资格的“十人团”成员马策；第四处是通讯处，负责无线电报、侦测、密写、特工电台制造，破密等工作，处长即魏大铭，电讯总台台长于炽生，也是军统的一位电讯专家，大家应该还记得，前述戴笠策反两广中，曾提及此人。

第三处负责情报，因此鲍志鸿刚刚到职，徐培根就给他一本“白俄布尔林”编写的《谍报勤务》，让他好好学习并提炼出摘要。鲍回忆说：

“我照他的指示阅读圈点，摘了要点交卷。交卷时，徐问我对武汉情况熟不熟悉。我回答说，我是湖北人，过去在武汉要塞当过通讯排、连长，对武汉情况比较熟悉。”

徐听了就提出，在日军占领武汉以后，要鲍留在武汉，“作对日本的情报工作”。

鲍回答说：“我是军人，没有搞过秘密情报工作，不能胜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鲍没有与明徐说：“军令部第二厅是军统掌握运用的机构。当时我未参加军统，军统分子反对我留在武汉工作，说我是外行，担负不了这个重大任务。”

徐不为所动，说：“军人要什么都能搞，一定要搞。”接着就派徐到谍报参谋班学习。”

这个“谍报参谋班”当然不是戴笠在临澧办的那个，但也是由军统控制的。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以后，中苏合办了一个技术研究所，主要在“对日军事情报领域”进行合作，所长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副所长由郑介民和苏方的情报专家瓦西列夫担任。并在中国各主要城市设立秘密组织，开展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

同时，技术研究所还协助军令部第二厅主办了一个“谍报参谋班”，调集各部队和机关的情报人员来班受训。据鲍志鸿回忆：

“（该班地址）在武昌彭刘杨路原湖北省政府内。当时我们在武昌长街（今解放路）劝业所办公。谍报参谋班教官有：苏联顾问瓦西洛夫、中国***代表周恩来、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吴石等。主要课程有：谍报技术，日本陆、海、空军各兵种、各种兵器、服装、领章、肩章、符号的识别方法等等。”

周恩来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鲍志鸿说：“周恩来讲谍报技术，阐述透彻精辟，口辞滔滔不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因鲍不想做情报工作，这时，刚好他的同乡，同时也是在陆大的同学张弥川（军校一期生）当上了胡宗南的第一军参谋长，请鲍去给他当参谋处长。鲍回忆说：

“我想搞情报工作非我所长，在军令部又与军统不相容，不如到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去当参谋处长，发展前途更大。于是我要张弥川去向徐培根要求调用。结果徐不准调，命我速急写出武汉谍报组计划。”

当时徐培根说：“我们明年准备反攻，武汉是必争的战略要点，你必须作好对日军的情报工作，以利作战。”

鲍志鸿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回忆说：“我不敢违背徐培根的意旨，一方面搜集有关情报资料，一方面拟订计划，着手筹备成立武汉谍报组。”

这个时候的鲍志鸿，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居然会成为军统局第一处（军事情报处）处长。

人的潜能，有时自己真的未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