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7)

送走刘原深，已经是12月13日凌晨，费云文说：

“事后戴先生巡视市区，满目疮痍，无限感慨。随即赶往湘江猴子石渡口，督导滞留该处的军统局的撤运人员与公文物资，迅速渡江。”

按：猴子石在湘江东岸，系当时著名渡口，其北十几里即橘子洲。

这时，意外发生了，费云文说：“当时，渡口排满满载人员物资的大卡车；而江中只有两艘摆渡船，每一航次只能载渡大卡车四辆，因而运输进度非常缓慢。戴先生正在对负责押运的吴同志指示改进方法，忽然两架敌机临空盘旋。戴先生眼见敌机有俯冲下降的趋势，连忙机警的卧倒在汽车后面，以车身为屏障，防阻敌机的机枪扫射。俄而敌机果然俯冲扫射、投弹，猛攻五分钟后，才飞离渡口。检查伤害，戴的汽车，左前轮轮胎打坏了，行动不得。戴先生抖掉了满身的尘土，发现自己并未受伤；立即下令临训班同学关清华负责照料已受伤同志，优先渡江，紧急疗伤，再赶送沅陵宏恩医院治疗。”

在这场空袭中受伤的，就是年轻的临训班学员史焕章，事实上，他是为保护戴笠而身负重伤的。

史焕章，1916年生，河北安国人。

史焕章是燕京大学史地系毕业，从他的籍贯和学历看，应该也是英千里、沈兼士等人从平津推荐到内地的爱国青年。

史刚刚从临训班毕业，他回忆说：“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湖南长沙起了一次大火，这场祝融造成的灾害，几乎把长沙市区给吞没了，此乃抗战初期一件大事。十三日的上午九点左右，戴先生巡视火后的长沙市区后，又到湘江猴子石渡口处，他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史焕章回忆说：“时有本局满载物资的大卡车多辆，排列成一字长蛇形，接连到渡口处，等待乘船渡江。湘江中仅有摆渡船两艘，每艘每次只能载运卡车两辆。负责指挥渡口处工作的，是军统局的同志吴中校。戴先生蹀躞盘桓，指示机宜，希望卡车迅速渡江西行，心中甚似焦急。”

史焕章说：“约九点二十分，忽有日寇飞机两架临空，谅系侦查长沙市区火后情形者。旋即低飞，以机枪扫射沿粤汉铁路两旁步行的无数难民行列，死伤枕藉。少顷，飞至猴子石顶空，盘旋一匝，瞬间即俯冲向下投弹，将戴先生座车左前轮轮胎炸毁。此时，我强劝先生卧倒地上，并以肉躯作其屏障。敌机继续投弹，兼用机枪扫射，约五分钟，始行离去，总计投弹二十余枚。”

这时，史见戴笠“尘土满身，斑斑血渍”，遂从地上坐起询问：“主任！是否负伤？”

按：军统训练训练班的主任都是戴笠，因此凡特训班学员出身者，一律称之为“主任”，以示关系不同，与黄埔学生称蒋介石为“校长”，是一个意思。

戴笠站起来，拍拍周身的尘土，说：“我没有。恐怕是你受了伤？”

史回忆说：“此刻，我始知已负伤四处，计右腿三处，左腿一处，三处枪伤，一处弹伤。右腿弹伤较重，当时已不能起立。盖先生身上的血渍，即我被弹片击中时，溅去的血液也。当蒙先生赐我大方形白手帕一块。并劝我撕下内穿白衬衣一方，将伤口裹紧，以止血液再溢。约一小时后。摆渡船恢复运车工作。蒙准以第一艘渡船过江，劳临训班同学关清华兄（二十九年在山西太原被敌宪兵逮捕，已壮烈成仁）背负乘车上船，以致将其制服染红多处。”

史焕章说“我奉命卧于担架帆布床中，床则置于空卡车上，行驶甚速。石路不平，卡车颠簸，震动异常，途中疼痛情形，迄今思之，犹有余悸。蒙杨建民兄等护送，午夜行抵沅陵，住进南门外的宏恩医院。斯时我因流血过多，伤体疲乏不堪，惟精神尚好。当经外科主治医师略事诊断，即令更衣送入病房。”

次日。医生对史说：“因右大腿受伤过重，必须拖用割断手术。”

史听了，很坚决地说：“宁愿死去，绝不分肢。”

史回忆说：“嗣该院美籍女院长以英语为我解释需要截腿之理由，我也未接受。约十时左右、戴先生驾临医院，嘱以必须遵从医生的话。”

史焕章毫不动摇：“无我右腿，即无我生命。”

戴笠做工作说：“你的一生事业，我负全责，有腿无腿，又有何妨？”

史焕章回忆说：“我仍执意不从，先生见我意志顽强，遂亲自签字于医疗手术保证书上，令院方施用开刀手术。”

戴还嘱附史说：“忍耐静养，需要换金腿金身，我都为你换。”

同时，戴笠令沅临组负责人，“每日派员来院探视，并送各种肉类菜肴，如此连续百余日，未尝间断。”

这时，蒋介石来电，令戴立即去见他，戴笠只得暂时留下史焕章，返回长沙。

费云文说：“张治中火焚长沙，湘人愤怒难平，蒋委员长亲赴长沙查处此事，张治中竟将全部责任推卸到戴先生身上，诬称系戴先生下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丨警丨察局长文重孚、保安第五团长徐昆纵火的。蒋委员长不相信，认为：‘戴笠未奉本人命令，不会乱来。’于是才急电戴先生赶回长沙，对质此事。”

费云文说：“戴先生乃将事先劝阻无效，曾将实情上报之事禀明；再经蒋委员长查证属实，才免去一场诬陷之灾。”

张毓中随蒋介石一同回到长沙处理此事，他事后说：“这是抗战史中最悲痛难忘的恨事，同时也引起主从是非曲直等的争论。事实上‘焦土政策’，原是政府不得已而采用的苦肉计，主其事者，绝对应该慎重其事。”

两相比较，长沙的“焦土抗战”与武汉的“反资敌大破坏”恰成鲜明对照。据毛森回忆，某次，戴笠与他们几个“亲信的干部”谈及此事，说：“张治中处理此事，全为抢功。”

毛森说：“盖七七事变发生后，政府决策单位决定不计一切牺牲，抗战到底，遂订下焦土抗战的政策，当日军迫近江西、湖北边境时，戴先生奉令执行武汉的破坏工作，戴先生说：‘我们的领袖是最英明的，在我破坏武汉时，全以军事设施为目标，如堡垒、要塞、军营、码头、仓库、桥梁等。选定目标后，非特需要委员长亲自批准，而且他是一件一件审视，最后交派爆破专家社长城执行。’”

毛森说：“故而戴先生所执行的武汉破坏工作十分成功，获得上级的嘉许。张治中为表现其执行政策的彻底，尤为防范军统局插上一脚，以电话交代酆、文、徐三人火速执行焦土任务，并未经由公文手续。戴与文重孚私交颇好，当戴风闻有此一行动时，曾劝文要慎重行事，因为张并不是有肩膀、肯担当的人。然而当时口头命令之效力，尤胜过文字命令，文私下更疑戴有抢功意图，故不以为意，仍全力执行，不想竟真因张的诿过而送命。”

1938年11月18日，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枪决。

1939年2月1日，张治中交卸了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3月16日，张接替林蔚，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3月22日，在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的日记中，他写道：

“文白先生就任侍从室主任后，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有‘委座着重侍从室，特派治中为主任’之句。天下未有不好名者，但求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