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6)

最先注意到战场谍报问题的，正是戴笠，乔家才说：“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戴先生在上海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协助军队同敌人作战，他就感觉到我们的部队，谍报业务太差，吃亏很大。他为补救战场上的缺点，赶紧把喻耀离领导的招商局护航总队的四百多人，改编为京沪警备总司令部的巡察大队，除了由巡察大队部控制一个分队，其余分成一百个小组，每组三个人。”

据喻耀离回忆，当时，戴笠交给他的任务一共有八项：

侦捕汉奸；协助宪兵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电话畅通、桥梁安全；救护被敌机炸伤军民；防空监视；调查各军师军风纪；向导新来部队进入阵地；劝导民众疏散。

巡察大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喻耀离说：“工作虽然困难，但成效极大，在此两个月工作期间，捕获汉奸嫌疑犯七十余名，日谍二名，救护被炸或前方退下之伤病军民三百余人，各线电话极少中断，尤其委员长对前方通话专线从未遭破坏。”

沪战失利之后，部队被打散，张发奎身边只剩下三个人，又没有电话和电台，遂令喻耀离为他传送命令，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喻将给桂永清、胡宗南、王耀武的三件成功送达。

喻耀离所承担的任务，实际上就是谍参业务的部分内容。沪战之后，戴笠下决心，要在临训班中设立参谋组，开展谍参训练。沈醉说：

“（临训班）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这个队专门学习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又称为谍参队。”

谍参组的负责人，戴笠就看中了吴玉良，专门请他到自己的寓所汉口巴黎街八号吃饭，当面请他加入军统，任临训班参谋组组长，负责训练谍报参谋人员。

吴玉良与戴笠虽是同期同学，却并不熟悉，对军统工作更是生疏，于是他说：

“我对特务工作是门外汉，一点也不懂。你教我去主持训练工作，我不敢推辞。但是我自己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如何能够去训练别人呢？恐怕不能达成任务，辜负戴先生的期望。”

戴听了说：“不要紧！关于特种技术，自有专家负责训练，你只要把黄埔精神贯注到学生们身上就好了。”

吴不能再推，于是说：“既然这样，我只好服从命令了。做好做坏，我不敢预料，只有鞠躬尽瘁，来报答戴先生知遇了，在赴临澧之前，希望戴先生有所指示，俾便遵行。”

戴听了，拿笔写了三句话交给吴：

“情感的结纳，理智的运用，纪律的维系。玉良兄惠存，弟笠手书二十七年九月七日”

从此，吴玉良就成为军统的一名教官，乔家才说：

“临澧特警班的参谋组长，职位并不高，施展的范围也很小。但是吴玉良并没有计较这些，他本着训练谍报参谋远大的计划，向前迈进。他想仿照德国，来建立谍报参谋系统，以他所训练的学生，派往各指挥单位，从事工作，以达成戴先生的企望。”

谍报参谋中队的培训，比其他学员开始得晚，因此，到1938年底临训班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个中队才刚刚入学不久，遂跟着吴玉良一起去黔阳继续受训。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后来曾在北平“刺杀天皇特使”的麻克敌等人。

关于他们这批人的来历，当时也在北平站的侯化均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台儿庄会战后，国民党政府将张（砚田）部番号取消，补充到孙连仲的26路军。26军原属西北军系统，我们属于东北军系统，很多人担心过去后受排挤，不愿去。这时戴笠找到张砚田，让他从部下选出几十名有作为的年轻军官，交戴笠培训。张为戴笠选了36人．经筛选留下28人，我也在其中。”

“训练地点初在汉口，后因日军南侵，武汉告急，遂将我们并入湖南临澧中央警校第一期同训，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于伯醒（指余乐醒）。1938年底毕业后，我们这28人或被选入国民党军委会开的谍报参谋班第一期，或被选入特警复训班受训，地点则迁至湖南黔阳。”

侯的回忆，正好与沈醉的说法“对榫”：

“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没有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并且有些地方保送的学生已有几十名到达临澧，暂在临时成立的新生队中作为旁听。所以有些特务学生是临训班入学，而到黔训班才毕业的。第四队谍参队也是到黔阳才毕业的。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说自己是临训班的。”

从沈的回忆看，侯化均、麻克敌他们，就是第一期入学，到黔阳第二期才毕业的那批人，其中麻克敌、邱国丰、周良辅和杜玉州四人都是谍参中队的，并于毕业后被派回北平工作。

毕业典礼之后，戴笠看了一场临训班学员的“同乐晚会”，尽兴而归。次日，戴又给吴玉良写了三句话：“待人以诚，处事以公，责己尚严”，并勉励他做好工作，二人即分手，吴玉良接替余乐醒安排学员分发并准备搬迁，戴笠则回长沙军统局办事处。

没想到，戴笠在长沙耽搁几天，还出了“故事”了，不但遭遇轰炸，还差点牵连进一场是非！

——11月12日，长沙莫名其妙地烧起一把大火，由于12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文”，着火的时间是12日深夜、接近13日的凌晨，因此，后世称这把火为“文夕大火”。

据费云文说，事前，戴笠即风闻长沙准备实施“焦土抗战”，他觉得此举不妥，曾“加以劝阻，并建议破坏应有限的选择军事设施目标”并“急电蒋委员长报告”，不料电报刚刚发出，大火即起，终至不可收拾。

当晚，戴笠还在长沙会见了一批待分发的临训班学员，他们的负责人就是刘原深，他回忆说：

“我是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大火的当晚，在宝南街岳云中学，奉戴先生召见，并作了长约半小时的个别谈话，当面指派由我负责领队，带同十七位同学到上海参加工作的。”

会后，戴又亲自送他们上火车，这时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刘回忆说：

“长沙大火之夜，我奉派带领十七位同期同学赴沪参加工作，戴先生还亲自送我们到火车站。那时间长沙市内已经放起火来，‘通’地一声便冒起一个火头，却听‘通、通’之声不绝于耳，不多久整个长沙市的火头合了龙，大火遂即蔓延开来。广集在车站准备逃难的人，人山人海，表情惊愕，都莫名其妙，戴先生也不断地回头去看。他面色沉重，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明白这放火的行动，他事前晓得不晓得。”

刘原深说：“这时候车站两面的房子也燃烧起来，两面的火苗慢慢连起来形成一个火弩窿。火车是非开走不可了。临上车，他又特别叮嘱我，要我细心照应同学，并努力工作。在火光闪烁中我凝视着他的脸，他表情严肃而亲切。”

最后，戴亲切而又严厉地对刘说：“你到上海工作，预期三年，如果表现良好，到时候我会调你回来，否则的话，你永远不要来见我！”

戴笠的话，刘原深铭刻在心，而他在上海的工作，也确实没有辜负戴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