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5)
万事具备之下，又发生了新问题。费云文说：“法租界禁人出入，如何能迎接戴先生、王鲁翘到江边搭乘汽艇？郭斌与该修理厂的盛经理焦虑之下，忽然想出一条妙计：由盛经理亲自驾驶一辆消防车，郭斌和技工穿上救火衣，以抢救火警的姿态，冲入法租界，接出戴、王二人，登上汽艇，急驶周家口。”
这一路十分艰险，费云文说：“正当汽艇鼓浪前进之际；又发现有三架敌军的水上飞机，正停泊在江中。敌机见有汽艇经过，立即以机枪扫射；所幸，天色昏暗，未受损害，急忙折回，改沿内河向沔阳进发；又被岸上土匪发现，呜枪呼停，准备抢劫。当时，亊机紧迫，进退两难；郭斌与王鲁翘毅然开枪反击，一面加速马力，急驰通过。廿七日午后，眼见沙市在望，汽艇又发生故障，搁浅了。只好再雇小船两艘，继续前进，等到抵达沙市，已经万家灯火；急电长沙派车来接，方得化险为夷。”
当时，军统局在长沙还有个办事处，戴笠一到，即指挥办事处西迁重庆。同时，戴笠紧急赶往临澧，去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和工作分配。
此前，戴笠只去过一次临澧。沈醉回忆说：“戴笠第二次去这个班视察是在同年的冬天。他匆匆从长沙赶到临澧，经过常德时，并邀请了当时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以及徐的女友张素贞一同前往。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
负责筹备毕业典礼的是临训班事务员、曾带领学生到武汉“实习”的学生队长张树勋，乔家才说：
“毕业典礼，戴先生认定是闺女出嫁，必须隆重，对于一切布置，他都亲自指点，毫不放松。他亲自写了十几条标语交给总务科长张树勋，分别张贴到他指定的地点。张树勋如获至宝，一一张贴起来，事后又一一取下来，妥为珍藏，以备将来再用。”
据临训班学员刘本钦回忆，当时戴笠亲拟的标语主要有：
“苦干苦守，任劳任怨。”“宁静忍耐，伟大坚强。”“整齐严肃，奋斗牺牲。”“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坚定意志，站稳脚跟；不怕劳苦，认真工作。”“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有忠义血性者，方能担负此神圣伟大之使命。”“愿天下无名英雄墓，为我特警班同学所独占。”等等。
毕业典礼于1938年11月5日举行，头天，蒋介石发来了一份“训词”，由戴笠在会上“恭读”：
“特种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中，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执行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有极勇敢之精神，明死生，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得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训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券也已，望诸生共勉之。”
在毕业典礼上，戴笠发表了长篇演讲，其中特别对不久前发生的“张超事件”经过以及他与蒋介石“交涉”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据临训班学员陈达回忆，当时戴坦承自己曾“跪在领袖面前不起来”，被蒋痛斥为“无耻”等等；当时戴还说：
“现在福建的保安处长已由军法总监部扣押起来了，张超同志的家属也已特别从优抚恤了。陈仪虽然暂时没有动他，将来总会有机会和他算账的……”
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宣布，免去余乐醒的训练班副主任职务，以参谋组长吴玉良取代，同时，因战事关系，临澧训练班迁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责令立即筹备迁址。
按：余乐醒离开临澧后不久，即被戴笠密派至河内，协助陈恭澍监视汪精卫一伙。
吴玉良，1909年生，浙江温岭人，军校六期毕业。
吴玉良本名吴琅，拆名为字，以字行。吴从军校毕业之后，曾进陆军大学深造，是一位出色的参谋人才。
在武汉外围战当中，吴玉良受伤，到汉口协和医院治疗。正当要出院的时候，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戴笠。
戴笠亲顾“茅庐”是要办一件大事的——他准备在临训班中，开展谍报参谋训练。
说起参谋作业，在当年的中国军队中非常落后，也不受重视。蒋介石就是参谋出身，因没有在基层部队中当过连排长，被李宗仁等一辈子都看不起；秦德纯毕业于陆军大学，在当年属于一等一的参谋人才，结果被老西北军的萧振瀛等人目为“阴谋家”、吃“闲饭的”。
当年的军头，多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信奉“脑袋掉了玩大的疤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打仗嘛，不怕死就行了，哪那么多道道，跟《水浒》里说的“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的观念相比，没有什么本质的进步，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张赣萍是军统局谍参班第四期毕业生，他曾回忆说：
“我国军队的参谋制度，也是在抗战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有一些‘固步自封’的地方部队，就是在抗战末期，也没有将这一制度建立完善。因此，在全国一致拥护政府对日抗战，统一全国军令时，地方部队长曾经闹出过‘认识字的做参谋，不识字的做副官’的笑话外，还有若干虽然知书识字，却不知使用军事地图的‘参谋’，他们竟把军用地图下边印有黑白相间的‘比例尺’，当成是‘铁路’。”
张本人就是参谋人员，深知其中甘苦，他回忆说：
“战时军队中有两种流行语，一种是表示参谋的‘权威’，一种是讥讽参谋的‘饭桶’。表示参谋‘权威’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参谋纸上画’；讥讽参谋‘饭桶’的是：‘参是参非，谋食谋衣’。这当然也是那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军阀部队，一班自以为‘枪杆子第一’的老粗带兵官，瞧不起初期参谋官的一种表现。”
张还说：“我就见到过，在作战计划上表现得决心坚定，攻击精神十分旺盛的参谋长，听到敌人打到司令部附近来的时候，吓得走路都走不动，要由卫士撑扶着骑上马背上逃生。但也有一些不学无术，或有勇无谋的带兵官，他们连作战计划都没有，或不按照作战计划行事，就是凭着匹夫之勇，而乱打乱杀一通，招致无谓的重大牺牲。这种情形，我在云南部队任参谋时，都曾见到发生过。”
张赣萍说：“这种对参谋的轻视心理，一直到抗战中期，由于政府强迫实行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要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这样才使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以后由于事实的表现，也才使各级带兵官重视参谋地位，尊重参谋职权。”
至于谍报参谋，是参谋作业中的一个分支，即战场上的军事情报人员。乔家才说：
“在此以前（指抗战之前），军队里没有谍报参谋，所谓‘乙参’，但是并不重视或真正了解其业务，好些部队根本不知道谍报业务是怎么一回事。过去内战是打烂仗，不论谁胜谁败，好像同谍报业务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同日本军阀作战，就不能马虎了，谍报业务搞不好，不仅吃亏，简直不能打仗。谍报业务是军队的耳目，耳目不灵，如同聋子、瞎子，怎么去对付敌人，这种仗还能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