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4)

在派到武汉的“实习生”当中，还有一个叫做刘原深的年轻人。

当时，刘原深年仅21岁，是“实习团”的五名“实习委员”之一。据他回忆，当时赴武汉实习的团长是刘培初，学生队长是张树勋，由陈仙洲和董威管理事务。

刘原深说：“其时戴先生正随领袖驻节汉口黄陂路口的中国银行，每逢星期一清早例必到实习团来主持纪念周。纪念周完毕，总是召见我垂询一些有关实习的课目、进度、绩效等一类的事，并多所指示。同时他也非常关心同学们起居生活的情形；我所对答的，他都点头表示满意，从来不曾责难过。因此，我知道他对我的印象相当不错。”

某次，刘原深无意当中给别人告了一状，他回忆说：“因为天气渐寒，每一同学仅有两条军毯，一铺一盖，到夜晚实在冷的受不住。我自己不大经意地把这事提出来，不料他立时变了脸，将陈仙洲叫了来，当着我面把他大骂一顿。”

当着自己的学生被痛斥，陈仙洲的尴尬可想而知，但比他更尴尬的则是刘原深，因他并不了解戴笠，想不到戴会这样重视，更想不到戴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此简单粗暴！

事后，每人增发了两条军毯，陈仙洲还专门跑来找刘，说：“嗣后这类的事，请老弟直接对我说就行了，千万别再告诉戴先生！你看他这一顿骂，骂得我狗血淋头。”

刘原深也很过意不去，说：“我是无意的，请原谅。”

后来，刘在回忆中说：“年轻人不懂世故，于此可见。”

10月24日，日军攻克黄陂，武汉已危如累卵，“反资敌大破坏”不得不执行了。费云文说：

“反资敌大破坏的最后一次会议开会时，敌军的先头部队已过黄陂，距难汉口只有卅华里了。赵世瑞顾虑戴先生的安全，劝他先行离开；大破坏的工作，由大家负责完成。戴先生没有接受赵的意见，并且慨乎言之的向与会者表示：‘我们脚踏实地，奋斗到底，效忠领袖，必需贯彻其主张，决不临危退避，虚伪搪塞；纵然因此粉身碎骨，作一无名英雄，也乐为之。’”

费云文是为戴笠作传的，因此多少用了点曲笔，事实上，戴笠当时就毫不客气地对赵说：

“我了解你，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开。等我走了，武汉还会找到你的影子吗？”

乔家才评价说：“戴先生这样说，好像连赵世瑞的心都看透了。

费云文说：“（戴笠）当即令赵先走，跟随卫戍部撤退；益且命令他自己的司机张秉午和副官贾金南等，等候钱大钧将军离汉时，开车随钱先走；他自己仅留下郭斌、王鲁翘两同志，供他差遣。

——费云文提到的上述四个人，都是戴笠的亲信，贾金南和王鲁翘，不用说了，大家都很熟悉；张秉午是戴笠的专车司机，曾参与刺杀史量才，后成为军统局总务处汽车大队大队长；郭斌是搞行政的，从特务处一成立就在戴笠身边做事务工作。

行前，赵世瑞跑来找郭斌要回他的汽车，乔家才说：“原先赵世瑞把他的汽车留给戴先生使用，郭斌刚经过一番修理，赵世瑞突然又来要汽车，郭斌非常生气，在要紧关头，他把汽车要走，怎么成？”

这时戴笠反而非常平静，说：“车子本来是他的，让他开走吧，我们另外想办法。”

会后，戴笠与朱若愚最后一次巡查需要破坏的部位，路上，他朱说：“等到武汉的破坏工作执行完毕，我打算派你到上海去负责。

朱听了说：“我到上海去工作，恐怕不适宜吧？”

戴一听十分意外，问：“为什么？”

朱实话实说：“我是一个笨人，不会嫖赌，不会跳舞，只能老老实实，按照笨人的笨法笨做，哪里能应付上海的那套海派作风呢？所以，我觉得应付不了那种环境，工作不一定能做得好。”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遂决定朱若愚仍留任湖北站站长。

最后的时刻到了，费云文说：“十月廿五日的薄暮，国军已全部撤离武汉了，戴先生才接奉开始破坏的命令。由于顾虑到市民的财物损失和若干外侨的可能被波及；原来决定的破坏目标，奉命将汉口的特一、二、三区的破坏部分和武汉三镇的市区内纵火部分，一律取消。当即紧急通知爆破大队，由朱若愚大队长转达每一小组，于当晚七时开始行动，至十二时止，共破坏目标六十九处，全部达成任务。全部工作人员于廿六日在艾家嘴集合，由蔡甸向宜昌撤退。”

——汉口的第一、第二、第三特别区，即原来的德、俄、英三国租界，因外国人及其产业较多，故临时取消对这些地区的破坏。

事实上，对于这种所谓“反资敌大破坏”，当时就有很大争议，且有人坚决抵制，蔡孟坚就是其中一位。

当时，武汉警备总司令部已改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为罗卓英，郭忏降为副总司令，罗命湖北省会丨警丨察局局长蔡孟坚担任武汉地区警备指挥官，还拨给他两个团的正规军。蔡回忆说：

“当日军侵入武汉城池的前一周，……接着罗总司令将丨炸丨药一吨半，又派工兵一排来武昌，令我负责主持，炸毁下列二大建筑设备：（一）以往张之洞所建全国纺织业最大的武昌第一纱厂。（二）规模宏大的武汉大学。我即拒绝执行，并将全部丨炸丨药倾入江中，当即亲自电话报告驻汉口的罗总司令。”

蔡孟坚对罗卓英说：“武汉大学为琢育青年学府，第一纱厂乃吾人有史以来最大生产事业，即遇日本军阀进攻，吾人保护之不暇，焉得破坏，因吾国虽一时忍痛放弃撤退，但必须有收复武汉的决心。”

当时蔡还说：“如认我违命，我愿渡江来汉口听候议处。”

对此，蔡孟坚回忆说：“罗将军正感束手之际，未予置议。待抗日胜利后，原始筹建武大的王世杰先生与我晤面时，对此深表谢意。”

破坏任务完成以后，朱若愚率湖北站与省政府一同撤到湖北临时省会鄂西恩施，留在武汉的，是转入地下的军统局武汉区。

此时，困在法租界的戴笠几乎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费云文说：

“国军撤离武汉，敌军本可以立即进入，但闻听武汉三镇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看到普遍烈烈的火焰，因而有所迟疑，要想等待探明情由，再行入据。这时市内，秩序已乱，商店关门，长途电话不通；法租界也将与华界相通的道路封锁，紧闭栅门，禁止任何人通行。”

此时最着急的就是郭斌了，费云文说：

“郭斌尚未找到交通工具，眼见戴先生困处法租界之内，无法撤离，心急如焚。于是越墙而出四下寻觅，好客易找到一艘汽艇，但又机件不全，缺少汽油。再与盛福生汽车修理厂情商，派出优良技工，漏夜抢修，加满汽油。可是，又无人会驾驶。情急之下，只好央请技工三人，以驾驶汽车的技术，权充水手。”

按：费云文所说的“盛福生汽车修理厂”即汉口著名的“上海汽车行”，开办于1916年，老板是宁波人盛东生、盛福生兄弟。当年汉口汽车运输业的“下江帮”也从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