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3)

南昌行营调查课有一个叫贺鳌的，军校六期生，与李甲孚格外投缘。邓文仪垮台以后，戴笠接收调查课，贺被派回老家重庆工作，即劝李也去，并承诺为他介绍工作。

按：贺鳌，1904年生，四川荣昌人。

与此同时，因李甲孚的父亲与康心如是留日的同学，此时康已成为重庆的大银行家，李父遂将儿子推荐给他，康亦表示欢迎。

李甲孚说：“我听到父亲说要我去四川，想起老友贺鳌说过要我去那里做事，机会难得，打算到了重庆再定去处。哪知我到重庆往见康心如后，康对我印象很好，遂派我在美丰总行工作，职位是三等行员，银行待遇很好，我每月拿的薪水，剩余部分就汇给父母贴补家用，定期汇钱家里，自然习以为常”

李还说：“美丰银行大楼，是当时重庆市最新式的建筑，全楼七层，外面是黑色大理石砌成的门面，里面装的是中央系统，冬天开放暖气，夏天开放冷气，这种现代化生活，是我以前没有享受过的，遂无意去找贺鳌了。”

巧的很，某天，李甲孚与贺鳌在大街上“不期相遇”，贺听说李有了很好的收入，也就不勉强他为自己工作，但要求他做一个“兼差”，李答应了。

此后，通过贺鳌，李甲孚又认识了王孔安，他回忆说：

“所谓兼差，只是要我利用每天下班以后的时间，去他家为他整编情报。说也好笑，他（指贺鳌）是军校六期毕业，跟当时在委员长重庆行营、当调查课长的王孔安（陕西人）同期，王孔安写得一手好字，喜欢写条幅送人，贺鳖却以办公文、写情报为苦差事。他每天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情报，都记在他脑子里，有时写在纸上，晚上见面，我照例在他家晚餐，用餐完毕，我和他就关在一间屋子里，由他细述端详，一边谈话，一边琢磨，有时我也向他提供一些意见，然后我就为他整理，他看过后，就把情报送往王孔安指定地点交差。王孔安当时好像是军统局第二处的川康区长或站长。”

李甲孚做这个“兼差”，每月可得到交通费“银圆二十元”，李有点不好意思拿这个钱，但贺说是“公家给的”，李就不客气照收了。

此后，经贺鳌介绍，李甲孚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层组织复兴社，宣誓的时候，贺对李说：

“加入复兴社，对蒋委员长更接近了。你要知道，国民党内部也有派别，你每天做的工作，最高负责人就是戴笠，戴笠是复兴社的特务处长。”

李甲孚回忆说：“这一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为戴笠做事已经很久了，情报工作的神秘性，于此可见。”

抗日军兴，贺鳌到部队里当上了营长，李甲孚亦向康心如提出辞呈，表示要去从军，康只得同意。正在此时，贺鳌给李甲孚介绍了一个新的出路。李回忆说：

“就在这个时候，贺鳌派人来告诉我：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正在招生，招收的是高中以上毕业学生，训练时间两年，结业后由军事委员会分发工作。”

这就是戴笠的临澧特训班，当时正在四川招生。李回忆说：

“贺鳌一再鼓励我去，我遂报名参加，学历填的是私立章江法政专科学校预科毕业。当时报考的人，共有一千多人，在重庆规定只取录二百人，要开到长沙去覆试，覆试时还要刷掉一部分。我在长沙覆试时，以第二名录取。”

按：在回忆中，李甲孚特地说明：“第一名是一个叫胥蜀呜的同学，他是四川人，后来才听说他跟傅泾波有亲戚关系，傅是美国司徒大使的秘书。”

就这样，23岁的“银行行员”李甲孚重新“择业”，成为临澧特训班学员。他介绍说：

“自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起，不但华北战场节节失利，南方的淞沪之战也是一样，当年十一月国军撤离淞沪，国民政府不久移驻重庆，领导全民长期抗战，当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就陷落了。战局变化虽很快速，但也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谰言。当时的湖南省还没有战争影子，算是大后方比较安全的地带，戴笠乃于是年九月奉准开办这个大型训练班，班址设在湖南临澧，以地命名，口头上都叫它临训班，后来奉准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丨警丨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办了六期，我是该班第一期毕业。”

李甲孚分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对此，沈醉在回忆中曾有说明：

“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这个队分类学习专业时为情报队。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这个队是专学行动的。”

沈醉是临训班的总务股负责人，同时也是专任教官，因此他对这个班的学员特别熟悉，比如他特地提到，当时班里一些有“夫妻学员”，如“李甲孚和陈泽容”。

按：李甲孚在回忆中，并未提及此事，且他在另一篇回忆中，明确说自己是军统高干潘其武的妹夫，太太名叫潘静仪。但沈醉的记性极好，应该不会记错。另据李说，他与潘静仪是1957年结婚的，从时间上看，潘可能是其“续弦”。

沈醉还说：“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几个所谓高材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

由沈的回忆看，李甲孚“在学”期间，确属出类拔萃的人物。

训练了还不到半年，临训班学员又迎来了一次“实习”的好机会。沈醉说：

“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一百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一百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八十多人，女生有杨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

李甲孚也在他们当中，他回忆说：“在保卫大武汉号召声中，戴笠以军统负责人地位，向训练班拍来一份电报，要余乐醒负责挑选一百名情报队学员，去武汉做谍报工作。我被挑选后，遂立刻跟大伙儿一同启程去到汉口，向戴副局长报到，他下令当时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当稽查处长的赵世瑞全权指导我们，把一百人编成一个工作团，一面实习一面工作，采取秘密编组，每组十人，共编十组，女生成新廉等六人自成一组，对外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战地工作团，每天都要到汉口近郊的战场，搜集各地的军事情报，通讯方式是个别的、秘密的，搜集到手的材料，依情报学理论只是资料性质，经过分析分析之后，才能成为情报，这种情报悉由赵兼团长向戴副局长直接报告。”

李还说：“我因早年就跟贺鳌合作过情报工作，因而富有编审情报的经验，上级了解我的情报经历之后，遂对我重视起来。当时稽查处第二科适有上尉编审待补，遂报请核准，派我接充是缺。”

换句话说，李甲孚没有再回临训班，而是因此次实习而直接成为国军上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