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2)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的军政中心迁到武汉，1938年4月，特务处改组扩大为军统局。此时，戴笠觉得固守武汉的可能性不大，而武汉一旦沦陷，其潜伏工作至关重要，于是决定将湖北站与武汉站再度分开，武汉站站长，戴笠选中了唐新。

唐新，字良雄，更多的人习惯于称之为唐良雄，1908年生，湖北沔阳人。

唐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加入特务处，他与朱若愚是同乡，同时也是长期在湖北工作并发迹于湖北的另一人。

1938年6月某日，在汉口巴黎街八号寓所，戴笠找唐新谈话。

戴问道：“你看武汉守不守得住？”

唐听了，即“就他所见所闻，以及他的判断观察，大发议论”。

等唐说完，戴问道：“假如武汉不守，你愿不愿意留在敌后工作？”

唐说：“如果戴先生认为适当，我可以留在这里工作。”

乔家才评价说：“唐新个性倔强，是一位不服输的人，明知敌后工作危险困难，戴先生既然想要他留在武汉和敌人斗争，他就不能表示贪生怕死，说半个不字。”

戴听了，深为满意，说：“很好！很好！为了沦陷后的武汉工作着想，需要成立一个武汉站，我再三考虑，你最合适，赶紧去筹备吧！”

经考虑，唐新决定将武汉站设在汉口法租界。乔家才说：

“唐新担负起新的使命，不敢马虎，先安顿好家眷，然后专心一意，为未来的武汉工作，做妥善的布置。汉口只留下一个法租界，好些法国人同情中国，愿为军统局工作，日本人也不敢侵犯租界，所以法租界还可以掩护情报同志的工作。”

按：汉口原有五个租界，其中，德租界和俄租界早经北京政府收回；1927年初，当时设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当时还引起了外交纠纷。到1938年，汉口仅余法租界和日租界，军统的潜伏组织当然不能放在日租界，所以乔家才说“汉口只留下一个法租界”。

此后，戴笠又改了主意，乔家才回忆说：“沿江的战事一天比一天恶化，六月十五日安庆失陷，二十六日马当要塞被敌突破，七月二十五日九江失陷，战争逐渐逼近武汉，好些政府机关开始往重庆迁移。到了八月中旬，戴先生对于武汉未来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变，扩大组织，改站为区，以李果谌为区长，唐新为副区长。”

乔家才说：“这样改组的目的，是希望将来以武汉为中心，开展联系湘鄂豫皖赣的敌后工作。戴先生的这个构想是对的，但不应该和武汉的本身工作混在一起，那才安全。负责布置工作的人，没有多作考虑，没有好好研究怎样实现戴先生的构想。十分遗憾。”

至于湖北站，则要与湖北省政府一起迁离武汉，但在走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那就是执行“反资敌大破坏”。对此，费云文说：

“武汉保卫战快结束时，有一项重要任务，等候戴先生来做最后的联系，发号施令；那就是武汉撤守前的‘反资敌大破坏’。贯彻这项任务，是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战略需要；工作的目标，是将武昌、汉口、汉阳三地与军事有关的设施、厂矿、物资，用爆炸和焚毁手段，加以彻底的破坏，免资敌用。根据军委会的命令，是由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指挥，军统局负责执行。”

具体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朱若愚，乔家才回忆说：

“武汉沦陷，是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沦陷以前，戴先生奉命执行反资敌大破坏，当时湖北站站长为朱若愚，这项任务当然由朱若愚负责执行。十月初，戴先生即到达武汉，亲自策划督导。首先他介绍朱若愚和武汉警备司令郭忏见面。因为此项破坏任务，名义上是以郭为主，戴先生为副，朱负责执行。”

费云文说：“戴先生为此事与郭总司令会商，决定在总司令部下设武汉爆破大队，由军统局的湖北站长朱若愚兼大队长，陆钟俊同志为副大队长，统辖工程师、技术员若干人，临训班新调来的六拾名毕业生；以及工兵三连、警卫团一连、宪兵一排等部队。原计划爆破目标卅八处，纵火目标六十七处，总共一百零五处。”

按：陆钟俊属工兵系统，并非军统人员。1942年5月5日，远征军奉命炸毁云南怒江惠通桥，当时的工兵指挥官即陆钟俊。后陆积功升为少将。

1995年，陆钟俊病逝于云南昆明。

乔家才回忆说：“郭忏虽不表示反对，但态度非常冷淡，对这项任务并不感兴趣。”

按：郭忏是陈诚“土木系”的大将，陈最讨厌军统，郭自然也不会给戴笠好脸子看。

费云文说；“朱若愚自揣责任重大，工作也有意义；而指挥单位反应如此，惟恐将来变成虎头蛇尾，不能达成任务，所以不免有点困惑。”

对此，戴对朱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不阻挠我们，已经很好了。你必须忍耐，不能同他发生任何不愉快，才能减少阻力。”

费云文回忆说：“为了不负上级期望，彻底完成任务，戴先生决定亲自留在武汉，督导这项工作，不到最后关头，决不离开；并且立即召集在武汉的军统局重要同志区长李果谌、卫戍总部稽查处长赵世瑞和朱若愚等开会商讨。组成若干工作小组，每一个小组，派一两位临训班的毕业生参加，携带应用器材，到达分配地区，展开准备工作。廿二日，各项准备工作完成，戴先生亲自逐一巡视检查。”

临训班的学生参加此次“反资敌大破坏”，其实是他们的一次“实习”，因该班临近毕业，正好有这样一次“真刀真枪”的机会，可谓难得。沈醉回忆说：

“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一百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一百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八十多人，女生有杨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

在这批学员中，有一个临训班的“高材生”，叫做李甲孚。

李甲孚，1914年生，江西南昌人。

李甲孚的父亲是留日回来的，在豫章法政专门学校（当时江西著名的私立高校）教书，北伐前后，战乱频仍，学校只得关门，李家遂家道中落，

李甲孚曾考入南昌章江法政专科学校预科，读了一年之后，因无钱升学，只身到九江、汉口等地谋生。

李甲孚好写点东西，常给报纸投稿，因此他虽然年纪轻轻，又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居然也成为汉口“文坛上薄有名气”的人，其经历有点像上海的袁殊。而且据李自述，他还真的见过袁殊。

此后，此经人介绍，入国军十三师政训处，给他们编辑小报。李甲孚回忆说：

“早在十三师服务时，我已跟南昌行营调查课和军委会政训处做情报工作的人相交了。当时的情报工作，是用密写显影方式通信，例如用一张西式信纸写信，信文中间的空隙处，便是写密写的地方，情报就用药水写在那里，较长的情报则写在信笺的后面，用灯火一烤或用碘酒一刷，就会显出字迹来。南京力行社办的政训班毕业学生，派往各军师政训处当训练员的，也有人在干这一行。”

在这一阶段，李甲孚加入了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