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1)
在武汉，当时还存在着另一个特务系统，这就是隶属于南昌行营调查课的鄂豫皖三省“剿总”第三科。
事实上，鄂豫皖三省“剿总”第三科成立于1932年，其时间还在南昌行营调查课成立之前，科长就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主任秘书则是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新衡。
当时任湖北省会丨警丨察局长的蔡孟坚与邓文仪、戴笠和王新衡都是朋友，因此他虽不是特务处干部，却对这一阶段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说：“因邓兄随侍委座，不克分身处理该科要务，委由新衡兄代为主持一切。”
此后，因蒋介石“剿共”的需要，其军事重心移至江西南昌，这样原本并不起眼的南昌行营一下变得特别重要，经过重建扩大之后，几乎成了小“行政院”，作为蒋介石的主要幕僚，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红极一时。
邓文仪回忆说：“我这时的本职仍是委员长侍从秘书，因为我在武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科长任内，曾得到若干工作经验，也学了些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号召青年，协和民众，转移社会风气，整饬军纪纪纲的方法，所以在南昌行营改组之始，即决定在行营秘书处设一个调查课，类似在武汉三省总部的第三科，而为其工作的扩大与延续，我奉命兼任调查课长，委员长给予相当权责，及较多的干部人员经费。”
邓文仪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课的组织，比武汉剿匪总部第三科的组织，规模大些，除了集中全国情报，经过审查，分别编辑，报请蒋委员长核阅及有关高级长官参考之外，还负担了赣湘粤闽浙苏各省保安机构情报单位的布建和指挥。加上社会调查、人事调查与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等的发起及促进。”
由于在各重要省份保安处都增设了“第三科”，作为南昌行营调查课的分支机构，这样，率先成立起来的鄂豫皖三省“剿总”第三科反而降格成为调查课的下级，同时，邓文仪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庞大特务系统的头头。他回忆说：
“更在剿匪区域各省政府的保安处内增设同性质的一科或一股，为调查课直接监督指挥的组织，俨然一个略具规模的情报体系。主要的任务正是协调中央党部由徐恩曾主持的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由戴笠领导的调查统计局，汇集他们的情报，再加研判整理，以供统帅及幕僚长的参考，实为委员长的三级慕僚机构；不过工作的繁重与艰难，却一天天增加，我每天必须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课中工作。”
关于南昌行营调查课与特务处的关系问题，邓进一步解释说；“南昌行营调查课的工作，都是力行社领导的革命事业，也是与戴笠同志分工合作，后来全由戴笠接办的工作，他对于第三科及调查课的工作，常认为是他自己的工作，当时虽由笔者本人负责主办，但以团体组织体系言，这些工作都要受特务处的指导，密切连系与配合。”
邓文仪的手下，我们听上去多数都很耳熟，他回忆说：“调查课的组织很小，能容纳的人才不多，当时调查课的副课长是李厚徵，秘书为张毅夫，人事调查室主任黄炳阳，调查股股长谢少珊（后改名谢力公，留学俄国），军事股长李果谌，社会股长吴赓恕，督察兼司法股长徐业道。”
这段时间，邓文仪可说威风八面，一度兼任11个职务，在回忆中，邓说：“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学识经验俱嫌不足，要担负这样复杂及繁多的职务，真是很不容易。”
平地一声雷，1934年夏，因“南昌机场大火案”，邓文仪被免去“本兼各职”，南昌行营调查课被戴笠夺去，上面提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了戴笠的手下。
许多年以后，在回忆中，邓文仪很“概括”地提到了这一段，他说：“两年后，我将第三科及调查课的工作移交给戴笠负责时，委员长蒋公批示：‘邓雪冰所用的人，一律都要留任，不许轻易更换。’戴笠同志也很高兴。后来科、课的重要干部工作都很努力，分别负担了很重要的方面责任，立了不少功劳，这证明当年我们所用的人，多是人才，并非庸禄之辈或是无能私人，我感到很欣慰。”
作为南昌行营调查课最大的分支机构，鄂豫皖三省“剿总”第三科也归了戴笠，王新衡就是在此时成为戴笠下属的，蔡孟坚回忆说：
“自戴接长该科后，凭其作风个性，对该科人事业务，大事安排，照样借重新衡兄才能倍加信任，忆其时张炎元、李叶兄即为新衡重要助手，以后均成为我的友好。”
鄂豫皖三省“剿总”第三科同时掩护着南昌行营调查课的湖北站，同样也归了戴笠，这样，特务处在湖北就同时拥有了两个平行的秘密组织，一个是原有的汉口站，另一个是新接收的湖北站。
汉口站站长依然是周伟龙，湖北站，戴笠以军校六期同学廖树东接任站长，而将原站长、南昌行营调查课系统的朱若愚降为副站长。
廖树东，前面已经说过，抗战开始以后任松江训练班学员大队长，并在突围中牺牲。现在重点要说的是朱若愚。
朱若愚，1905年生，湖北沔阳人。
在军统的湖北人中，长期在本地工作，并在湖北干出名堂来的，只有两位，一个是唐新，另一个就是朱若愚。
朱若愚原本也是**党员，后加入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一直在老家湖北工作，后转入特务处。乔家才说：
“朱若愚从民国二十二年参加戴笠先生领导的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十二年间，始终没有离开过湖北省境。由汉口站长而兼湖北站副站长，而湖北站长兼湖北省保安处第四科科长兼湖北缉私处副处长、货运管理处处长，可以说是戴先生在湖北方面的重要干部。”
对于朱若愚，乔家才评价说：“朱若愚为人忠厚廉洁，丝毫不苟；脚踏实地，小心谨慎。他不与人争功，不自我标榜；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他同戴先生没有任何渊源，而戴先生对他非常倚重，付以重大责任，完全是从工作中认识他，从工作中信任他的结果。”
刚刚“归顺”戴笠不久，朱若愚就立了一功，破获了“杨永泰案”，戴笠非常满意，乔家才回忆说：
“朱若愚参加工作后，一直没有和戴先生深切接触过。不过，因为平时工作表现优异，戴先生非常了解他。这次侦讯刺杀杨永泰的案子，系他自动要求参加，建立大功，戴先生非常高兴，当即来电嘉勉。”
1936年，周伟龙因与邱开基的矛盾被免职并扣押，由湖北站站长廖树东兼任汉口站站长；此后廖树东他调，由朱若愚以湖北站副站长兼任汉口站站长，从此，朱就成为特务处在湖北的“方面大员”。乔家才说：
“湖北站是个大单位，汉口站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单位，原是两个不相隶属的组织，自从朱若愚任湖北站副站长兼任汉口站长后，汉口站也归湖北站管辖。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朱若愚升任湖北站站长兼保安处第四科（即谍报股扩大）长。因此，他对戴先生用人不分亲疏，惟才是用，有功必赏，爱护备至，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