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00)

就在徐远举“入藏”的同时，他的一位同乡前辈、军统高干李果湛，刚刚离开北平，另有高就。

抗战爆发以后，李曾协助梁干乔在河南部署秘密电台。此后，这两位特务处前后任的“书记长”分道扬镳，梁去了西北，从此脱离特务处，李果湛则奉戴笠之命筹组晋察绥边区，并任区长。

前面说过，李原系中共党员，曾参与组织“广州起义”，是特务处为数不多的“军事人才”之一，戴笠将其居为奇货，让他去搞游击武装。唐新说：

“二十六至二十七年间，晋察绥区区长李果谌，得国军第十三军汤恩伯之助，拟在太行、中条山区，建立游击武力，以便策应陷区工作。”

乔家才对这一段很熟悉，他说：

“李系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步科毕业，原名国琛，和汤恩伯及山西夏县王毓文为同期同学。时汤恩伯为第十三军军长，李果谌奉戴将军命，发展华北游击武力，征得汤恩伯同意，成立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拟向晋察绥边区发展。委派张静斋为先遣支队司令，相机向雁北绥远一带挺进。”

这个阶段，正是戴笠雄心勃勃，大搞游击武装的阶段，在上海有“别动队”，在平津有“滦榆游击司令部”，借着抗战，戴准备乘机在山西插上一脚。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阎同时还兼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见状很不满意，于是电令汤恩伯，要他将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撤离山西。唐新说：

“当晋察绥区游击武力正在发展，并有一部份渗入河北时候，又出人意外的是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居然出面阻挠。他不反对游击队，只是反对戴氏部属领导游击武力。”

乔家才回忆说：“汤恩伯怕得罪阎司令长官，不说撤离不撤离，干脆来个十三军没有游击队组织，否定了李果谌的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就这样夭折了。”

这一下可苦了张存仁（即张静斋），乔家才说：“他既奉李果谌的命令，准备向雁北挺进，为十三军游击队建立长城以北的根据地。而汤恩伯否认了十三军游击队的名义，李果谌只好离开山西，使张静斋的五百人成了无名义的游杂部队，没有保障，很难立脚。”

此后，张存仁部被傅作义缴械，张本人则被第二战区莫名其妙地关了半年多，放出来以后，任军统绥远站大同组组长。

乔家才回忆说：“李果谌回到汉口，气得害了一场大病，几乎要了命。”

对于“敌后游击”，戴笠非常重视，他曾说：“军统局在敌后基本任务，是情报与行动工作，游击武力，有助于这两项工作之发展。健全的游击武力，能充分发挥其功用，可使敌人蒙受重大损失。”

戴还进一步解释说：“……抗战局面，必将入于更困苦艰难之境地，今后特工如不能掌握民间武力与游击队，无论情报与行动工作，均难达成任务，而经济亦将无法维持矣。今日有钱，已难汇入沦陷地区，异日无钱，则沦陷地区工作，将何以维持？”

正因为如此，戴笠觉得李果湛在汤恩伯部没有搞好，一怒之下，将其发配到临澧特训班，当了一名教官。沈醉回忆说：

“戴笠还经常把军统一些大特务临时派到这个训练班去讲上几天的课。当时去过的有湖南站长李人士，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曾经代理过军统书记长的傅胜兰和李果湛。”

1938年8月，戴笠重新启用李果湛，派他任准备转入潜伏的武汉区区长。

武汉这个概念，是从1926年北伐以后才出现的，1927年，国民党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武昌、汉口、汉阳组成“京兆区”，合称为武汉，作为民国的首都。

此后，蒋介石定国都于南京，重建汉口市和武昌市，分别作为直辖市（后又改为普通市）和湖北省会，当时汉阳还是个县，时而隶属于汉口、时而隶属于武昌。从这段历史来看，在当时，汉口和武昌，其实更多的是以两个城市的面目出现。

在这两个城市当中，汉口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因此与上海、北平一样，都是从特务处早期就开始经营的重镇，且汉口的情况还比较特殊，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

1932年，特务处刚刚成立，就建立了汉口站，当时特务处还没有几个人，更没有湖北人，因此戴笠把站长交给了湖南人周伟龙（时任武汉市警察局第八分局局长）。

此后不久，刘培初加入特务处，并被派到汉口站工作，据刘回忆，当时的同事还有另一个湖南人萧勃，他回忆说：

“武汉站的工作十分紧张，我们即大风浪也无日不过扬子江的。站内的内勤，如密写，译电，更是不眠不休，遇有案情发生，周伟龙兄彻夜不眠，那是常有的事。外勤同志，也是常以不同的姿态身手，渗入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帮会里面，去吸取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我呢？在那时也是表演得颇为精彩的一员。”

1933年春夏之交，戴笠将全国分成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负责工作督导。其中，华北区派的就是郑介民，陈恭澍回忆说：

“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

上任不久，郑即指挥王天木、陈恭澍等人“制裁”了汉奸张敬尧。

华东区即上海区，当时的区长是余乐醒；华南区驻广州，特派员是一期学长、广东人吴乃宪；华中区则驻汉口，特派员叶道信。

叶道信，1898年生，四川郫县人。

叶道信毕业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后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加入特务处。据陈恭澍回忆，他在“洪公祠”的时候，“武装斗争”这门课的教官就是叶道信。叶也曾是中共党员，讲这门课当然驾轻就熟，陈说：

“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华中区成立以后，由叶道信任特派员，书记则是刚刚投入特务处不久的廖宗泽，这样等于是在汉口站站长周伟龙之上加了一层“盖子”。

仅仅几个月，叶道信即因“行为不捡”被免职，戴笠令廖宗泽为“华中区”督察兼汉口站督察，不久，又以刘培初升任华中区督察。刘回忆说：

“武汉工作不久，戴先生电令我为华中区督察，包括湘鄂豫皖四省，并以军事杂志社武汉区主任名义，与四省驻军首长接触，藉以调查各省驻军实际情况。曾先后到河南长沙安庆督察各站组工作与刘艺舟、蒋肇周、蔡慎初等负责干部见面，并与所有内外勤人员个别谈话，将所有情况及改革意见，随时直接电呈戴先生察核。”

此后，戴笠将华中区这一层“盖子”撤销，刘培初调回特务处本部工作。这样，汉口又成了周伟龙的天下，当时，他的副手是李修凯；还有一个书记，那就是周伟龙的老下级、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刘方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