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99)

徐远举的最大优点，是爱学习。

徐在特务处本部工作期间，曾在多个特务训练班中担任“区队长”、“教育副官”等职务，文强则经常扮演“政治指导员”的角色，彼此经常共事，文回忆说：

“他（指徐远举）虽然不是受训人员，但对所有课程都有特殊兴趣。他随班听课，作笔记，暗中参加测验，从不懈怠。郑介民、李士珍、余乐醒等谈起此事，一致称赞他勤奋好学，是非科班而超过科班出身的出类拔萃者。我与克格勃专家余乐醒是好友，开始时他对徐很藐视，后来则改变了看法。戴笠为了激励受训学生，常奖励学生金笔，而徐获金笔奖最多，并将金笔刻上‘某年某月某日戴先生赠’的字样，以为纪念。他还在衣袋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挂满金笔，以为荣耀。”

文回忆说：“记得我在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充任政治指导员和训育主任时，因公去参谋本部看望杨杰将军(本部甲厅厅长兼陆大教育长)和杨宣诚将军(乙厅副厅长兼第四处处长)，刚刚踏进甲厅大门，便见到徐正在门外徘徊，现出不愿离开之状。”

见到文，徐即求援说：“此来，是为了向两位将军索讨他们在陆大授课的讲义的，已来过三次，只见到了他们的秘书，叫我到陆大去要。老大哥如能帮我弄到一部，我真是感激不尽。”

文回忆说：“后来我给他弄到了一套，他高兴得给我送来了水果点心，表示谢意。他的勤奋好学的精神，使我逐渐改变了对他的旧印象。”

程一鸣是军统的训练专家，曾编写过成套的特工教材，徐远举对他极为推崇。程曾夸奖徐说：“他对特工理论钻研得很深，对特工技术钻研最透。凡我著的特工手册，以及我平日搜集的世界各国的特工教材，他应有尽有。”

另据程一鸣说，某次，徐远举曾当着戴笠的面尊程为老师，甚至“倒地而拜”，程则称徐为“忠勇之士”。

文强评价说：“从这里，我们可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泛泛之交，也可了解徐远举的个性决非一般。”

然而，能欣赏徐远举的毕竟是少数，入不了戴老板的“法眼”，一切都是白费。由于“徐猛子”总是一副“牛气哄哄”的劲头，恃才傲物，眼中无人，大家看着讨厌，没人帮他说话，总提不起来，始终在特务队当一个普通特务员。文强评价说：

“徐远举是黄埔七期的毕业生，在特务组织中，又有非科班而胜科班的美誉，按说早就应该飞黄腾达了。但由于他秉性倔犟急躁，好夸口凭本事吃饭，蔑视拍马屁等因，老落在同期同学的后边。据说戴笠曾多次想提携他，却又淡然了之。”

对此，徐也很无奈，他曾伤感地说：“世界上无名英雄多于有名英雄，真有本事的多埋没在深山老林之中……”

沈醉回忆说：“他（指徐远举）非常羡慕我当了组长，不想再在南京当干事，愿意到上海特区来。我也很想帮他的忙，有次戴笠到上海，我便提出徐远举的事，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个人不宜在上海工作，以后可另作安排。”

不知道是不是沈醉的话起了作用，不久后，戴笠还真给了徐远举一个机会——扈从九世班禅返藏。

——1923年底，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师徒失和，九世班禅于11月15日“出走”，从此即辗转于内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班禅十分重视，1929年，在南京设立班禅驻京办事处；1930年，班禅出席了国民会议，7月1日被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年俸12万元；1932年12月，班禅就任“西陲宣化使”。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摄政”热振活佛敦请九世班禅回藏，蒋介石即任班禅为国府委员，并组成“护送班禅专使行署”，筹备护送班禅返藏。

徐远举的新职务，就是“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参谋。

沈醉回忆说：“……徐远举突然跑到上海，很高兴地向我辞行，说戴笠已向参谋本部推荐他为九世班禅回藏行署的少校随从参谋，不久即随同班禅去西藏，为特务处开展西藏的工作。他很满意接受这个特殊任务，认为很有前途，并感谢我曾在戴笠面前为他说了话。我留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为他准备了去西藏的一些日用品。”

几天以后，沈正好有事去南京，徐远举即利用职务之便带他去拜谒班禅。沈回忆说：

“见面时，只简单介绍说：‘这是班禅活佛。’‘这位是从上海来参拜您的记者(指我)。’还没有等我讲话，就被拥上来请他摩顶的善男信女挤到了一边。”

沈醉的母亲信佛，后来听说此事，就埋怨沈，为何不请活佛“摩顶”，沈回答说：“徐远举告诉我，他在活佛身边一个多月，发现他和我们一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言下之意，“摩”不“摩”两可！沈回忆说：“我母亲为此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沈醉说：“隔了不久，他就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沿途他都有信给我，但行程很慢，约在1936年前后，他才到达当时的西康省，等他到了青海省的玉树县时，已是1936年底了。他到玉树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班禅一行从西康到青海途中，一天晚上突然被西康军阀派兵伪装强盗，将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他说已将这一情况急电南京有关部门，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发还所抢走的法器、赔礼认错。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在班禅面前也好得到信任。”

按：九世班禅的回藏，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择其大端：一是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二是1937年6月6日，护送班禅的仪仗队在玉树发动的“哗变”（即徐远举信中谈到的事件）；三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这几件事，加上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班禅回藏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37年8月17日,国府蒙藏委员会通知班禅“暂停入藏”。

最终九世班禅于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没能实现回藏的愿望。

沈醉回忆说：“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说明了徐的要求，戴笠还没等我讲完，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宪兵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托人去打听，仍没听说有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当地军阀坚决否认此事为其部下所为，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这次进藏，对于徐远举来说，意味着“颖”终于出了布袋子，从此天高任鸟飞了。文强评价说：

“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派徐远举为少校参谋和政治指导员，随同班禅入藏。徐明知这是一件非常吃苦的差事，但他还是十分欣然接受。他沿途学藏语，习藏文，到处搜集情报资料，天天用电台向南京报告。他的军阶不大，但却拥有一个警卫组的人马，并且可以直接与南京联系，无形中被同行的人视为一位小小的权威人物了。由于条件太差，他带去的警卫组中，曾有人想谋杀他，都未实现，他说，由于我的苦干和爱国忠诚的精神感化了他们，要谋害我的反而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和刎颈之交。经过这次磨练，徐成了军统中第一个‘西藏通’。”

许多年之后，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还曾多次对文强说，要写一部《入藏亲历记》，“可是尚未如愿，他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