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98)

事实上，作为“洪公祠”毕业生，徐远举的内心是自豪的，许多年以后，在回忆（其实跟交代材料差不多）中，徐远举说：

“当时洪公祠受训的特务最出风头的为陈恭澍和赵理君。陈恭澍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暗杀过大军阀张敬尧，赵理君在上海和杭州暗杀过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史量才，因此红极一时，每个军统特务都绘形绘色地为它们吹一套。”

陈恭澍在第一期受训的时候，为期半年，但此后的各期，训练时间都只有3个月，因此，徐远举在洪公祠受训的时间是从1932年底到1933年初，其中，还包括张毓中、毛森等杭训班第一期学员（在洪公祠二期“深造了”三个星期）。

毕业之后，徐远举被分配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张毓中回忆说：

“民国二十二年，我虚岁二十三。是年二月底，洪公祠训练班结业后的一个月，我和詹藜青（军校三期、南训班）、徐远举（军校六期、南训班）、马壬、虞廷金（两人均为浙警正二期、杭训甲班），分发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担任邮件检查工作，由詹藜青任组长，我副之。”

张毓中说：“首先我们去晋见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承他告知邮电检查对国家人民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全世界各国都做邮电检查的原因。又承他训勉，做邮电检查人员，除保密之外，还要有良知和道德操守等等。随后他命参谋发给我们到差公文，从公文中，我才知道詹组长、徐远举分到竺桥邮局，马壬、虞廷金到三牌楼邮局，而我一个人则被派到新街口邮局。”

此后不久，“闽变”爆发，张毓中被派到福建工作，后调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从此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徐远举则在不久后被戴笠调到力行社南京分社当干事，此时，他结识了沈醉。

沈醉与徐远举曾经是好友，他说：“我与徐远举相处前后近30年，由于他和我同年，又是两湖大同乡，不但曾在一起共事和共同学习改造，而且私交相当深。”

沈回忆说：“1933年，他（指徐远举）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第一组(华界组)组长陈志强介绍，与我认识。我当时任第二组(法租界组)组长，两人一见谈得十分投机。”

沈、徐二人年龄相仿（沈比徐仅大半岁），当时都不到20岁，属于当时特务处极为少见的“小字辈”，因此二人很“投契”。

此后不久，戴笠将徐远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在特务队工作，顶头上司就是他在军校和“洪公祠”的“双料”学长刘乙光。

文强与徐远举，也曾是不错的朋友，说起来，他俩也是“不打不成交”。

1935年秋，时任“浙警”指导员的文强到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去看他的军校同期同学刘乙光。当时文强刚刚加入特务处不久。

刚进大门，文就被一位“青年军官”拦住，此人“毫不客气”地厉声喝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随随便便就闯了进来！”

文强回忆说：“我见他如此没有礼貌，恶心至极，便提高嗓门说：‘我是来看戴老板和刘乙光同学的，在杭州动身之前，就约好了……’他一听有来头，但还是要我出示通行证。由于我来时未办什么通行证，便十分困窘地说：‘请传达一下，我是浙江警校的政治指导员文强。’”

这位“青年军官”正是徐远举，他听说对面是文强，马上说：“刘队长是我的上司，文先生您是上司的同期同学，您与他又是湖南老乡，这些情况闻知已久，若先生早通姓名，也就不会有如此误会了！”

文强回忆说：“就在这短暂的‘干戈玉帛’之间，虽说他自搬楼梯，但他那一双鹞眼、鹰钩鼻，以及那皮笑肉不笑的面孔，给我留下的是一个狂徒与怪人的印象。”

这时刘乙光来了，文回忆说：“我与刘乙光见面后，在闲谈中提到徐远举时，刘说：‘这个湖北九头鸟，是郑介民先生介绍来的人；眼睛长在头顶上，开口闭口不离介公、戴老板，其次是唐纵和我，除了我们以外，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谁都怕遇到这个瘟神。老兄此来，可向老板告一状，我已对他莫可如何了。’刘的这番话，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坏印象。”

徐远举的长相有点“个别”，鼻似鹰，眼如鹞，有点“中人西相”。沈醉的母亲曾见过徐，暗中为他“相面”之后，对沈说：“此人不可深交，要注意。”

沈听了说：“我和他往来中还没有发现什么，不知母亲有何教诲？”

沈母即说：“老人家告诉我说，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沈回忆说：“我便一直记住这些话。几十年中，经我观察所得，果然是这样。”

在特务处早期的基本干部中，徐远举与沈醉是岁数最小的，其他人基本都是1905年左右生人，还有少数“189字头”的，像戴笠、毛人凤、刘乙光。偏生是最小的徐远举最狂，自以为“凭本事吃饭”，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令人侧目，大家背地里都称他“徐猛子”。

很奇怪的是，特务处有几位性格比较“狷介”的“大师”，对徐远举都十分欣赏。

文强说：“我曾碰到刘培初，他是湖北人，黄埔五期毕业，在特务处时期就是少数骨干人物之一。他一谈到徐远举，就眉飞色舞地赞扬他年轻有为，虽狂而有度，纵怪而不乱，所谓‘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他与刘乙光的看法竟相差如此之大，使我一时疑惑难解。但有时又回想在军统特务处里，好像怪诞不羁的特别多，这大概也是‘物以类聚’吧！”

更绝的是，特务处的两位“书记长”——梁干乔和张毅夫，对徐远举的印象都极好。

文强说：“一个是有名的‘梁神经’——梁干乔，他是广东人，黄埔二期毕业，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徐远举与他称兄道弟，十分热火。梁也每次对我说，别人怕徐猛子的狂与怪，我却喜欢他狂得天真，怪得实在。但‘真’在哪里，‘实’在何处，他不曾向我言明。”

文强说：“另一个是有名的‘张圣人’——张毅夫，后改名为张严佛，湖南醴陵人。此人在1926年北伐时，正在北京大学上学，因无力交纳食宿费，从报纸上看到程潜将到北京，便起从军之心，被程潜收归部下，几易寒暑，被邓文仪看中，当了他的主任秘书。后因南昌飞机场大火案，蒋介石撤了邓的职，命戴笠把他的原班人马并入特务处。张毅夫因祸得福，当上了特务处的书记长。那时张与徐的特殊交情，是众所周知的。不论人前人后，张对他总有偏袒之意。不知多少次，我一提到徐的狂怪，张就列举许多古人的狂怪，并说他是‘后生可畏的狂怪，恃才傲物的必然表现’。与‘梁神经’的看法几乎同出一辙。”

刘、梁、张都是怪人，亦都目高于顶，与徐远举惺惺相惜，并不奇怪。不过，既是这么多人都肯定徐远举，文强觉得其人必有不同凡响之处，从此注意观察他，果然发现徐不是“池中物”，彼此还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