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97)

天上九头鸟军统“湖北佬”

相比于湖南人，军统当中的湖北人不算太多，但个个都极有性格，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军统高干刘培初、朱若愚、李果湛，等等。

这次要说到的，是军统的一个小字辈、刘培初的同乡——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生，湖北大冶人，军校七期毕业。

徐家原本籍隶江西瑞昌，后迁居湖北大冶城关徐家垴八斗巷。徐远举的祖父兄弟几个都是读书人，到徐的父亲这一辈却转而经商，成为当地的富户，据说大冶城关东街一带，当年多是他家的铺面。

徐远举也是天生的聪明脑瓜，很小就进了私塾，据说能背整本的《左转》，老师很欣赏他。

但徐有个特点，从小就好勇斗狠，据他的一位同乡后辈回忆说：

“徐远举小时候很顽皮，十二、三岁过春节时到徐振基庄玩，他不玩别的，玩火,点着火把到处烧，玩火玩厌了，又把才众佬儿做油面拉磨子的马牵出来，拉着马尾巴，围着村子跑。”

这位同乡的父亲与徐远举同岁，他评价徐说:“大家都怕惹他，他打起架来不怕人死。”

1926年，12岁的徐远举高小毕业，适逢北伐成功，徐没有继续上学，跑到武汉帮他叔叔做生意。

关于徐远举的早期，沈醉曾经说：“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春，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

徐远举确是军校七期毕业生，但他的这个“学籍”，多少有点说道。

——第一期北伐之后，李宗仁的第七军打了两场漂亮仗，先是“龙潭战役”，接着又打垮了唐生智，从此桂系控制了两广和两湖地区，第七军“能战”的美名传扬天下，莫敢撄其锋。1928年的3、4月间，李宗仁在一个月之内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标志着桂系达到其鼎盛时期，其军政中心就在武汉。

到了这个地步，李宗仁要想点“大事”了，于是他仿效“黄埔”，在武汉原清军右旗兵营旧址办了一所“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这学校还挺正规，设有步、炮、工、军事学校、经理、电讯等科，学员1300余人。

这些学员当中，就包括徐远举。

徐是怎么当上兵的，说法挺多，归纳起来的意思是：在北伐的“农运”中，徐在老家大冶的富商父亲挨了批斗，徐很受刺激；同时，徐本人对于在叔父的小店里当个店员，也很不满足。

徐远举不是池中物，是有大志的，徐原本字“希哲”，但他给自己起的别号却叫“鹏飞”，“徐远举”号“鹏飞”——这名字起得不凡，跟“岳飞”字“鹏举”，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徐远举当然不甘心庸庸碌碌，于是他考入第四集团军，当了一名学兵，这时徐才14岁。

好景不长，1929年4月，桂系垮台退出两广，“随营军官学校”星散。这时，蒋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眼光，他派人尽可能地找回这批年轻人，最终召回了1100余人。

此时，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已经成立，为安置这批学员，蒋介石恢复了1926年就已经存在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名称，并将他们列为军校第七期学员（另外还包括第十八师、第五十师军官教导团的500余人），1929年6月6日开学。

——夤缘时会，徐远举就此成为“天子门生”，意外地套上了一件“黄马褂”。

按：由于军校七期生适逢历史的大拐弯，因此这一期学员的构成是最复杂的。除了上述武汉的一部分，还包括各方“翻脸”之前在黄埔本校招收的学员，也包括南京“中央军校”成立后直接招收的学员（含部分流落到南京的黄埔本校“入伍生”学员），所以这一期的学员，不但入学的名单与毕业生的名册是不相同的，连入学和毕业的时间都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入学时，广东的黄埔军校，最起码名称还存在，因此，七期学员，还可以说自己是“黄埔生”。

1930年9月7日，蒋介石手谕：“在第七期毕业后，埔校着即停办。”这样从第八期开始，就没有“黄埔军校”这个名号了。

进入“武汉分校”之后，徐远举被编入步兵第二大队第五队，他的大队长是一期学长周振强；其队长则更出名，那就是许多年以后当过“国安局局长”、“陆军总司令”的陈大庆。

1930年7月26日，徐远举毕业。

——1925年，15岁的陈恭澍考入军校四期，已经够惊人了；徐远举16岁毕业于军校七期，则更是异数，也只有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第七期，才会有这种咄咄怪事！

在回忆录中，沈醉曾说：“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徐远举）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

事实上，徐远举毕业之后，曾分发到部队中去当排长，但他性格太“倔”，岁数又小，没几天就跟连长搞得不可开交，徐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回到了武汉。

武汉，是郑介民发家的地方，前面说过，郑曾经通过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上下其手，在桂系中制造矛盾，最终引发了桂系的广西籍将领与胡宗铎、陶钧等人之间的矛盾，并导致桂系垮台。

不知什么因缘，徐远举结交了郑介民这位“贵人”，并经他保举，入“团警干部训练班”受训。1932年4月1日，力行社特务处成立，18岁的徐远举入“洪公祠”二期受训。他后来回忆说：

“这个训练班办得最早，人事组织设备都较完善，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叫办的，条件更好、经费更充裕些，许多特务教官都是蒋介石左右的亲信，指定他们到洪公祠特训班来授课的。受训的学员的来源主要是由特别研究班、团警干部训练班、高级教育班中的学员挑选而来。南京特别研究班系蒋介石叫康泽收容**叛徒的训练机构。团警干部训练班系蒋介石进行五次‘围剿’准备控制地方团队和丨警丨察的骨干而训练的。这些训练机构，又是复兴杜发展社员的对象和活动的场所。所以从这些训练机构选调，再受高一级的特务训练。”

前面说过，洪公祠特训班是戴笠搞的第一个训练班，因此进了这个班，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块“金字招牌”，徐回忆说：

“这些受训的特务又具有黄埔军校毕业学籍，早已受过蒋介石的熏陶和训练的。这说明其审查之慎重、选调之严格。洪公祠特训班行政组织设一个主任，由参谋本部第二厅派一个处长担任名义外。实际上由郑介民、戴笠、李士珍分任教务、总务、训育之责，他们主持特务的挑选和训练的安排，以及将来工作分配。在受训前，都由戴笠进行个别谈话，以决定是否合格，受训完毕后又由戴笠分配工作。”

徐进一步说：“当时戴笠在洪公祠特训班只是一个事务课课长名义而操人事大权，郑介民、李士珍只是负教务和训育之责。按国民党争权夺利的惯例，使李士珍、郑介民为之侧目，埋下以后形成戴笠和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狗咬狗之争，一个举办中国丨警丨察学会，一个举办中华丨警丨察学术研究所，以相对峙。”

据徐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偕同戴笠和贺耀祖亲自到洪公祠特训班去点名和讲话，除讲了一大套礼义廉耻的反动伦理道德外，说特务是革命领袖的耳目，是革命领袖的灵魂。叫这些特务们好好的为他效力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