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93)
在回忆中,陈华乐不可支地说:
“男人爱谈风流韵事,女人又何尝不喜欢密语床笫之间的种种切切呢?往后我把她带到重庆去,也见到了戴笠。有一阵子她天天跟我在一起,私底下她便一五一十的向我透露戴笠‘性的秘密’:‘小得很,就像一只芋艿。’”
那位夫人还说:“又小又快,真正一眼眼辰光。”
对此,陈华在回忆录中说:“她的事后怨怼,往往让我笑痛了肚皮。”
陈回忆说:“我就是带着这位可怜而又滑稽有趣的女伴,飞到重庆去的。这一趟重庆之行,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戴笠照例亲自到停机坪来接。看到了意外出现的她,呆了一呆,瞪了我一眼,笑得很牵强,眼神里像在嗔怪我的恶作剧。我则故意东眺西望,顾左右而言它,差一点就是前仰后合,哈哈大笑起来。”
当天,戴笠安排陈华住在曾家岩中四路一五一号。次日,戴即让他的那位“总经理夫人”陪着陈去看杨虎,当时戴说:
“明晓得啸天住在范庄,当年你自己也说过:夫妻不做还是朋友。既然到了重庆,总归要去望望他的嘛!”
陈听了,即依议前往范绍增的公馆——“范庄”。
在四川军阀中,范绍增不算什么头面人物,到抗战开始,也不过是个师长,但范是个黑白道儿通吃的人物,本身就是袍哥大爷,同时也是青帮弟子(通字辈),与杜月笙、杨虎都有不浅的交情。因此能量极大。范回忆说: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范绍增说:“1928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范还说:“1929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生辰年月的帖子,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四川的军阀都极有钱,可说富可敌国。其根由,一是源于四川独有的“防区制”——军阀有权在其“辖区”提取粮饷,甚至委任官吏,这样“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几乎成了“节度使”,把四川搞成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那钱还不随他搂!
其二,就是范绍增所说的鸦片交易。
西南的云、贵、川三省,都曾以种植鸦片而著称,其中自然以“云土”质量最好,而四川则胜在产量最大,据曾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的谢藻生回忆:
“四川产烟县份,产量多少不一,每年产量从几十担到几万担不等。产得最多的要数涪陵、丰都、宣汉、古蔺等县。涪陵每年可产9万担;丰都每年可产8万担;宣汉每年可产7万担;古蔺每年可产5万担。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上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的产量,是120万担到140万担’,这个数字,殊足惊人,但这还仅是所谓‘官方’数字。但四川产烟在境内销售的,只有30%,70%是运到宜昌、汉口,销行全国。当时全国吸烟的人很多,烟的来源是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安徽几省种烟供应,而供应最多的要算四川。”
谢藻生说:“当时四川交通不便,成渝公路尚未通车;川黔、川湘、川鄂、川康、川陕五条公路,还未修筑。四川所产的烟,70%须运到外省销售。川西所产的烟运输出省,必经过川东。由川西运到川东,全凭人力,运费太贵,成本较高,殊不合算,只好多在本地销售,获利不很大,因此川西产烟,不如川东之盛。川东临长江,水运便利,易于出口,因之川东产烟特多。川东运烟多半是军队,因当时四川地方不靖,土匪还多,商人运烟,惟恐遇匪,必须请军队护送,也等于军队运烟。”
谢说:“当时四川军长、师长在宜昌、沙市、汉口设有办事处的很多。所谓办事处,有些就是运烟机关。由四川往来于湖北办事处的人,络绎不绝,所办何事,不问可知,四川的军官很富,就是这个原因。”
这当中,范绍增就是一个,谢藻生说:“范绍增师移驻江陵,其部下团长、营长,随运很多的烟。初到之时,江陵的烟,顿时跌价,一般瘾民,私相庆喜说:‘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
对于四川军阀的豪奢与威风,张毓中因扈从蒋介石多次入川,印象极为深刻,他回忆说:
“重庆是举世闻名的山城,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地形像半岛,尖端突出于两江汇合处,三面临水,是水陆交通中心,商贾云集,人口稠密,市面繁荣,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现因常年在军阀剥削压榨之下,市民生活穷苦,身体羸弱,精神不振,面有菜色,经常身穿破旧灰布长衫一袭,草鞋一双,头缠白布一条。就在谋生不易,三餐不继的悲苦情况下,抽鸦片的小工苦力仍大有人在,贫病交迫,倒毙在路边者,时有所见,看了不能不叫人鼻酸泪落。而军阀富豪,奢侈享受的程度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尤其拥有枪杆者,明目张胆,分地为王,鱼肉人民。”
张还说:“四川袍哥黑社会的组织,深入民间各阶层,势力极大,如得不到他们的合作,就是政府政令的推行,也会受到阻力,无以下达。军方高级首长,乘汽车外出,卫士手持木壳枪,在汽车左右两傍攀立,威风凛凛,飞驰而过,就连连长姨太太乘轿外出时,也有一两位佩带木壳枪士兵,跟随轿后,招摇过市,令人侧目。”
范绍增是川军师长,当然娶的姨太太就更多,为了安置她们,范在重庆上清寺筑了一所超豪华的别墅,人称“范庄”。
按:上清寺、曾家岩一带,系当年重庆的“高级住宅区”,四川军阀的公馆多集中在此。
1935年春,蒋介石入川主持“剿匪”,范绍增很会“来事儿”(凡黑社会头子,没有不会“来事儿”的),当即将“范庄”贡献出来,作为蒋的“行辕”。张毓中回忆说:
“领袖离开南昌,飞武昌、贵州、云南等处巡视与指挥××,于五月二十三日飞抵重庆,驻节重庆上清寺范庄。我们于领袖离开南昌后,乘专车赴九江,再换专轮直溯长江,在汉口、宜昌、巫山、万县等码头各停一夜,沿途目睹长江天险,缅怀历代文物史迹,于四月底抵达重庆朝天门,上岸后,立趋范庄。”
张毓中介绍说:“范庄是川军师长范绍曾的公馆,坐落在重庆上清寺一处小丘陵上,地形像太师椅,向国府路缓伸。面临国府路,范庄有一长排弧形三层楼的洋房,其中有卧室、会议室、酒吧间、套房、餐厅等,家具浴室设备一应俱全,是范师长招待贵宾和友好休息玩乐之处,我们侦警两班和武装卫士队都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