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92)

1938年底，王抚洲入陕。

以王的经历而言，至少可以当一个简任级的行政督察专员，不巧当时没有空缺，于是王屈尊到陕西蒲城当了一个县长。

按：王抚洲是留美的高材生，有自己的专著，当过大学教授。按考试院的“铨叙”规定，当过四年国立大学教授，即获得简任官资格。

蒲城是井岳秀、杨虎城的家乡，素以“难治”著称，当年陕西全省钱粮赋税积欠64万余元，蒲城一个县就占了62万多，在这里当县官，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正好“临训班”第一期毕业，王抚洲选了三个学员，又从胡宗南的干训团挑了30多名干部，就上任去了。乔家才回忆说：

“王抚洲先从立威树信着手，先健全地方机构，次第更换了十分之九的联保主任，缴了商会的枪械，撤销四区区长，幷收缴他们的枪械。进一步强迫集中全县掌握田赋钱粮册子的书吏一百多人于县城，要他们誊清缴出田粮册。从此扫淸了几百年积弊，县政府才有了征收田赋的根据。蒲城县六十二万欠粮，收回六十万出头，当年田赋征收达到百分之一百。”

王抚洲的做法，即吸取了“宛西自治”的经验，他回忆说：“在蒲城作县长时，关于编组民众自卫武力，即适用宛西的办法和口号，‘人不离枪，枪不离乡’，‘分区分段，联防会哨’办理的。半年之后，即作到盗贼绝迹。”

对此，乔家才评价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威信大立，对地方人民的思想也调查淸楚，……进而撤换了七、八个小学校长，撤换了一百多个小学敎员。……以一年半的时间将一个××蔓延、土豪劣绅把持的地区纳入正轨，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941年秋，王抚洲奉召回到重庆，任戴笠的机要秘书，当时机要秘书一共有四个人，除王抚洲外，还有周念行、尚望和何芝园。

王抚洲的主要任务，除了处理须经戴批阅的公文以外，还负责指导军统局经济研究室工作，策划对敌经济作战。

不久，戴笠委派王抚洲为财政部缉私署主任秘书，代替他主持工作。

此时，财政部缉私署急需大批可靠干部，唐新说：

“缉私业务，一向是政出多门，中央与地方各行其是的。现在要建立一统一的缉私工作，不仅事属创举，窒碍甚多，而且势必与各种恶势力展开斗争，对戴氏而言，不啻开辟一新战场。他最先急务，是要建立全面分支机关，并配赋缉私兵员，这需要甚多得力干部，和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而且必然要面临许多错综复杂问题。”

于是，戴笠决定办一个“查缉人员训练班”，尽快培养一批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戴笠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对手。

——这个人，就是他的盟兄杨虎。

当年，杨虎在上海曾风云一时，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离开了上海，兵权没有了，“学生子”也没有了，昔日威风八面的“杨司令”，顷刻就成为无声无息的人物。

按：上海虽然早已沦陷，但“淞沪警备司令部”始终未明令撤销，所以，在名义上，杨虎依然是“杨司令”。

入川以后，杨曾经向蒋活动过，希望当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结果发表了刘峙，杨只落了一个空头的“监察委员”，这一下，杨虎在重庆如同出了水的鱼，一点波浪都掀不起来了。

在1941年8月13日的日记中，沈醉曾记载说：

“在黄雁宾宴请范绍增大哥和啸天先生时，大象都在兴髙彩烈的赞美冠生园菜点的鲜美，而完全忘去了几日来敌人所予我们的苦头。”

当时沈醉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他都能参加的宴会，料必层次不会太高，这种应酬，杨虎居然也会出席，可想而知闲得发慌。

这时，一个意外地机会出现在杨虎面前。

——在财政部刚刚酝酿成立缉私处的时候，部长孔祥熙觉得杨虎干这个活儿比较合适，于是叮嘱他做些干部上的准备，杨即悄悄地搞起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地点就在他的好友、四川“袍哥”大爷范绍增的公馆。

及至成立缉私处的签呈批下来，发表的人选却是戴笠，孔十分懊恼，但亦无法阻止。

此时，戴亦得到情报，说杨虎在私下训练干部，大有与自己“分庭抗礼”之势，对此，戴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问题在于，以戴笠与杨虎的关系而言，双方还不能搞僵，如果戴做得太绝，难免引起物议，说对自己的盟兄也下刀子，太过心狠手辣。因此，对这件事如何处理妥当，戴颇费了一番心思。

经过深思熟虑，男戴笠再一次动用了自己的女“闺蜜”、杨虎的挂名太太——陈华。

陈华回忆说：“民国三十年春，戴笠的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兼职发表了二三个月以后，杨虎被孔祥熙接进范庄住下不久。戴笠千方百计，低声下气，又让我点头答应下来再到重庆去白相几天。”

这是陈华第二次到重庆，她回忆说：

“第二次应戴笠恳邀飞重庆，确实是有重大任务。不但牵连我的丈夫杨虎，好友戴笠，甚至于跟蒋介石、孔祥熙两位国府要人，姻亲连襟之间的公谊私交，都有极其微妙而深巨的关系！”

陈还说：“如所周知，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蒋介石系以中国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再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以他的襟兄孔祥熙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再兼中央银行总裁，主持全国财政。但是就在这一个月里，国民政府决定在财政部之下设立一个极关重要的缉私署，负责查缉全国各地的走私和漏税。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与财税工作丝毫无关的戴笠为署长，而以戴笠的部下杨蔚为副。这一项任命，可以说是大大出乎国人意料之外。从而便酝酿出一项抗战时期绝少为人所知的政坛风暴。”

当然，这些政坛内幕，陈华是事后才知道的，在当时，陈尚不知道戴请她二次入川有何用意。她回忆说：

“动身之前，我那一批在香港逃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闺中密友，正好以我将有远行为理由，大宴小聚，排日给我送行。当她们带几分羡慕，作几番猜测之后，曾经一致认定的说：‘戴先生身兼数要职，现在正忙得要命，他特别把你请到重庆去，一定有什么要紧事！’”

这个陈华自然明白，不过亦无须明说，于是打了个“哈哈”：

“才不会有什么要紧事呢！我看他一定是高高在上久了，人家把他马屁拍得太足，想把我请去骂他几句，过过从前的瘾。”

大家一阵哄笑，这时，一件新鲜事发生了，陈华回忆说：

“一位年轻漂亮，平时锋头十足的某大银行总经理夫人，抽冷子把我拉到一边，一脸渴望，情词恳切，跟我说起悄悄话来。”

当时这位“总经理夫人”说：“阿姐！你这趟到重庆。可不可以带我一道去？”

陈华是何等样人，一看便知其中有“蹊跷”，于是一语道破天机：

“你是要我带你到重庆，还是带你去看戴先生？”

“看戴先生。”

“你跟他熟不熟？”

据陈回忆，问到这里，当时对方“忸怩了一下，终究还是承认了”：“有一阵。我们算是很熟很熟的！”

陈华在回忆录中说：“我明白了，这又是一位曾经轻轻易易跟戴笠上过床，其后又被他唾手得来，始乱终弃的可怜虫。不一定是恋恋于旧情，多一半可能对他又有所求。带点儿同情，也有些儿想出出戴笠的‘洋相’，我很爽快的答应了她。”

为了表示对陈的感谢，这位“总经理夫人”向她吐露了有关戴笠的一桩“惊天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