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91)
安置好了杨蔚，戴笠安排军统局的司法专家余铎任财政部缉私处主任秘书。1941年初，该处正式成立，后升格为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戴笠，主任秘书则换成了回到重庆不久的王抚洲。
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王被戴派任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政治部主任，结果这支部队不争气，很快覆灭。此后王未回军统局本部，而是奉戴笠之命，到陕西当地方官去了。
上任之前，王先到河南浙川县，去接自己的家人。他回忆说：
“廿七年，政府重心设在武汉，我从武汉往宛西淅川之上集镇，去接内子和三个女孩，转武汉入川。内子原在河北保定任女子师范校长，于保定沦陷前夕，率一百数十个教职员学生，迁往开封，继迁汝南，最后奉教部令，并入将河北撤退各校合并成立之国立河南中学，设于淅川上集镇，她改任校务委员，因职务清闲，遂决意转往重庆。我去接他们是由许昌经南阳往上集。在南阳驻军处借到一辆卡车，言明借用四日。不意西行之日，倾盆大雨，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公路不通，原属一日行程，辗转绕路，走了两天才到西峡路，无路可通上集。为首四日交还卡车的诺言，乃先将卡车遣回，然后改乘滑杆（两人抬的坐椅），翻山越岭走到上集。”
所谓“宛西”，即指河南南阳（古称“宛”）以西的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王抚洲说：
“（这四县）是一个丘陵地带，物产既不丰富，交通又不便利。民国十四五年以前，是盗匪遍地，治安恶劣，民不聊生的地区。经过几位杰出的地方领导人物，本自卫之目的，在各县分别实行地方自治，进而实行四县合作，联防自治，数年之间，先后变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人间乐园。”
王抚洲所说的“四县合作”，即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宛西联防”，也有叫“宛西自治”的，当时参与其中的最著名人物就是亦匪亦侠的别廷芳。
王抚洲本就是河南人，对于这段历史很熟悉，他回忆说：
“上集是淅川地方自治领袖人陈重华先生的家乡。我在上集之日，适值他由县城回家，前往访晤，倾谈半日。重华名舜德，系河南省立第三师范毕业，曾任本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由于办学有成绩，得到地方信仰，被推举组织民团保卫地方，将本县匪患肃清之后，进而与内乡别廷芳合作联防，以后又加入由彭禹廷领导的镇平地方力量，再进而协助邓县剿匪自治，成为宛西四县联防，创造出来地方自治的模范区，也称得起战乱时期的人间乐园。”
在当年，“宛西联防”治下的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号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此，当地人很自信地予以充分肯定，王回忆说：
“在上集找到家人，商定回程路线后，内子陪我往学校分访诸老友。他们一致盛称地方自治良好，眞正夜不闭户，以及人情朴厚，凡有需要协助之处，无不诚意的给予帮助和便利。他们尤其称道地方教育之普及，中年民众人人受过民众教育，读书识字，学龄儿童个个入学读书。”
意外地是，仅仅两天之后，王抚洲就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了什么叫“夜不闭户”，他回忆说：
“话说我在上集镇住了两晚，天已放晴，但公路仍为通行。我们夫妇带着三个女孩，一个褓姆乘滑杆翻山越岭，行一日抵内乡县城歇宿，次日改乘五辆人力车，延公路往镇平行进。一清早天还未大亮，收拾行李，捆绑铺盖，装上人力车，照料几个孩子上车，便匆匆的向东进发。走出约有三里地的公路上，我想起我们贵重小提箱不在身边，问妻是否在她身边，她说没有，并反问不是在你的身边吗？这使我颇为吃惊，于是叫五辆车都停下一一找寻，结果不在任何一辆车上。”
王抚洲说：“于是我恐慌起来了，因为我们所带的路费现款，和内人的积蓄存款折都放在小手提箱内，为的是便于随身携带。如果小箱失落，我们往汉口也去不成了，更谈不到入川。我定下心来一想，大概临行时，装车匆忙，给忘在店里了，而最坏的情形是忘在店门口了。一经遗失，再找回来的希望不大，纵能找回，也必大费周折，而且必有所损失。于是我告诉车夫们一齐拨转马头，折回城内。”
这时，车夫们的反应，令王十分疑惑，他回忆说：
“但是车夫们却异口同声的说，用不着全回去，你一个人回去就够了，他们停车在此等候就是了。并且坚定的说，在我们这地方不会丢失东西，不会有人拿走，回去问店家就好了。于是我便一个人乘车回店去找。一路上不免忧心忡忡。虽然我相信宛西治安良好，不过真正路不拾遗，却是极不容易做到的社会道德水平。”
王回忆说：“当我转回城内时，已经日出三竿。客店是在东大街上，是一个闹市区，到我回到店门前时，已经排满了买菜的挑子，炸油条的摊子等等，以及熙熙攘攘买东西的人们。使我大感欣慰，而且挟有惊异之感的，是快到客店门前时，我便一眼看见我那宝贵的小手提箱，赫然陈放在店门前面路傍四五尺的地方。我立即走过去，把小箱提起来，往店里走。门前这么多人似乎没有人注意我的举动。于是我走进店内，找到店掌柜，告诉他这是我的小箱，清早装车时忘记了的，现在回来带走。他正在和别人谈话，望了我一眼，说道，不错，是你的，拿走吧，便又和别人谈起来，似乎丝毫不以为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这时却精细起来，打开箱子看看，一切原样如故。向店掌柜说了声再见，便登车赶路，扬长而去。”
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此事，王抚洲依然十分感慨，他说：
“我走过中国南北各地，也到过欧洲、美洲、亚洲各地，这样路不拾遗的经验，却称得起稀有的事了。我以为路不拾遗，比起夜不闭户更为困难。只要盗匪绝迹，即可夜不闭户。而路不拾遗所需要的条件，要多得多。不仅只是要盗匪、游民绝迹；不能只靠法律严明，信赏必罚；并且要人人的衣食不缺，生活无忧；尤其要社会教育普及，培养成高尚的社会道德和崇廉知耻的社会风气。有史以来，人们所努力追求的政治理想，不就是要建立具备上述各种条件的社会吗？但是，古今历史，又有几处曾经实现过具备这些条件的社会？何况宛西四县从盗匪如麻的环境，转变过来，不过只有十余年的历史。而观于当地人民对于路不拾遗的态度之自然，为我所亲自经历的，不能不使人赞叹不置。”
王还说：“记得当时一路上见到，沿公路民众‘雨后铺沙’，维护公路交通的情形。夏间正是农忙季节，人民能够分出时间，毫不苟且的作维护工作，使沙土修铺的道路，永远保持良好状态，便利行旅，真是功德无量。这又足证明宛西自治区的功令之贯彻，和人民习惯成自然的公德。”
王抚洲说：“我在当时，于感动赞叹之余，感想万端。从宛西地方自治的榜样，使我觉得‘天下事尚可为’，但应当从地方基层政治作起，才能改造社会，造福人群，只要负责的人是公正无私，实心任事，必然会有成果。因之激发起我个人有‘见贤思齐’的志愿。当时怀着这种心胸，我遂决心从事地方行政工作，所以当年冬间即往陜西去做县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