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90)

当时，沈醉刚刚加入特务处上海区，当交通员，因张师的太太陈菊英是沈醉母亲的干女儿，所以，对于沈来说，张师与余乐醒一样，既是他的姐夫，也是他在上海区的上司。

沈对张非常佩服，并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1940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沈曾说：

“闲与沈忠毅兄谈及张思（师）兄时，令人追念异常。盖余今日之得被人誉为最有修养者，皆思兄之所赐也。”

1941年2月21日，刚刚从江西返回重庆的沈醉在日记中说：

“等了半天没有会到龚科长，余事迄无洁果。往访一珊处长，半年不见已红边一颗花矣！在漱庐晤张师（行深）先生，一别七年风彩如昔。彼与一珊先生均有邀余往工作之意，想不到到重庆生意会这么好。”

沈醉说的“一珊处长”即陶一珊，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师则已经担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处长快一年了。这俩人都挂少将军衔，即沈所说的“红边一颗花”，当时沈还是上校，故流露出羡慕之意。

事实上，当时沈才27岁，以他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无军校的学历，用十年时间弄成上校，已经是极少见的了。

谁又能想到，仅一年之后，沈醉即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与他昔日的这两位上司比肩。

因沈醉与张师亲如一家的密切关系，故他很了解兵工署警卫稽查处的情况，他说：“我因和张师私交较好，经常到他们家中去玩，不时听到他谈起有关这个处的问题。”

沈回忆说：“最初戴、俞两人都只想到在各兵工厂中成立警卫稽查组来进行监督，张懂得一些××活动的规律，便提出必须能让特务深入车间，经常进行检查，既可防止工人破坏活动，又可借此接近工人，以便进行收买和监督。但军统特务中懂技术的实在太少，以后还是由张师想出办法，以检查安全的名义深入车间，便不一定要求什么技术了。这一意见果然得到戴、俞两人的赞许，所以在这个处下面设有一个安全科，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设有安全股，目的便是防止工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活动，又能借此与工人直接打交道，这比站在一旁监视的作用要好得多。”

对俞大维，戴笠格外地“客气”，这当然因蒋介石对俞十分信任，戴不愿找麻烦。沈醉说：

“当时俞大维最担心军统要过问兵工署和工厂的账目。据说这些账款军需署都不去审核，由他直接向蒋介石报销。戴笠知道他的心事，便说明派在兵工署的特务听从他的指挥，并不过问其他事项，所以这个处很顺利地成立起来。”

警卫稽查处的基本成员，多是军统的各个特训班的学生，尤其是前述张国焘的“特政班”，因很难在对延安的渗透中发挥作用，戴遂将这个班的两期毕业学员大量地派往警卫稽查处。

沈醉回忆说：“当时许多军统特务都希望调到这个处工作，因为生活待遇好，工作也不紧张，加上许多兵工厂厂长都懂得特务们的心理，每月以种种名称，如特别费、额外办公费等，给这些特务一点津贴，因此彼此相安无事。当时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等大特务，都揩油住在鹅公岩兵工厂的职员宿舍里。”

按：沈醉说的“鹅公岩兵工厂”，当年称为第一兵工厂，厂址在鹅公岩，这个工厂的前身即张之洞于1889年创建的“汉阳兵工厂”，最著名的“拳头产品”即“汉阳造”。

抗战爆发之后，汉阳兵工厂一度搬到湖南，后由西南运输处历尽千辛万苦迁至重庆，并改称兵工署第一兵工厂。

沈醉的大哥就在警卫稽查处工作，在回忆中，他曾经提及：“我有一个兄弟叫沈玉龙，在南岸某兵工厂当警卫稽查组长。”

沈玉龙，也叫沈伯涛，沈醉的大哥。“八一三”沪战初起时，沈醉曾奉上海区区长周伟龙之命在虹口日占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他回忆说：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

这个“哥哥”就是沈玉龙，此后，沈曾在贵州遵义的军统局植物油炼代汽油厂当总务组组长，该厂厂长即沈醉的姐夫余乐醒。

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成立以后，沈玉龙任第二十兵工厂警卫稽查组组长。

按：第二十兵工厂原系刘湘的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丨弹丨厂，后收归兵工署，地点在重庆南岸铜元局。

沈玉龙曾向沈谈及他们的工作：“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将整个工厂区包围起来，在交通要道设立许多稽查哨所，到处设置岗位，出入厂区的人员都得交验证件。他们对一些平日活跃点的工人则暗中派人监视，同时收买一些落后工人充当他们的眼线，遇到工人们聚集时便偷听他们的谈话。工人们对那些稽查员非常讨厌和蔑视，总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有一次，稽查员逮捕了一个工人还没有解送走，被其他工人发觉，便把稽查所包围起来，非叫释放不可。厂里的一些领导人出来劝说，工人们不听，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把那个工人释放了。那个工人出来后，一直大骂，他们也无可奈何。”

没过多久，警卫稽查处捅了一个娄子——抓错了人，沈醉说：

“有一次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所辖的一个兵工厂的稽查员，获得一份情报，说兵工署一个负责人有***嫌疑，他（指戴笠）毫不调查研究便向蒋介石报告，而将这个人扣押起来。结果找不到证据，兵工署长俞大维当然不答应，要蒋介石追究责任。”

这个稽查员叫做陈昌熙，事实上，此事确系戴笠邀功心切，做事不严谨，结果被俞逮个正着！

戴见事情不好，毫不犹豫地将陈昌熙枪决，并向俞报告，以平息对方的怒火。对此连俞大维也感到太过分了，一再说：“原来只希望处分一下这个稽查员，没有想到竟遭到枪决。”

不过戴笠这一招确实管用，沈醉回忆说：“所以他们两人（指戴笠和俞大维）之间一直没有闹什么摩擦，俞也不讨厌这些特务。”

警卫稽查处设有总务、稽查、安全、司法四个科，沈醉说：“当时反动派为了防止兵工厂工人罢工和其他进步活动，便把所有工人均按现役军人待遇，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不准罢工。凡是不服从命令的均以‘军法从事’，轻则坐牢，重则枪决。一经军法判决，便不能上诉申辩。”

此外，因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为统一领导，在警卫稽查处之下又成立了警卫总队部，总队长由副处长兼任。这个职务，正好派给刚刚闯了祸的杨蔚。乔家才说：

“警卫总队的人数，比两个师的人数还多，因为分驻各兵工厂，近水楼台，装备最充实。这一个职务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缉私署的副署长，而且更适合他（指杨蔚）的兴趣。”

乔还说：“戴先生对待同志的宽厚，永远是令人感念的，杨蔚对于这次因祸得福的经过，至今尤念念不忘。”

不过，到任以后，杨蔚却发现，这个位置与他想象的不完全一样，沈醉说：

“虽说是统一领导，实际上戴笠对此还是作了些让步，即对各兵工厂原有警卫大队负责人，如无特殊原因，基本上不更换。因为这些人大都是各兵工厂厂长自己所用的较亲信的人物，马上更换易于引起反惑，对于在各厂建立警稽组的工作不利。因此这个总队部是有名无实，杨蔚对此很感不满。”

戴听了，劝杨“慢慢来”，并告诉他：“不一定去调换这些大队长，可以改用吸收他们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拉过来，这样对军统的工作有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