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9)

戈士德说得一点没错，周接任不久，文强即被戴笠调到上海，任“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军统出席“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会议。

杨蔚，自然也待不下去了，被戴笠免去忠救军副总指挥职务，调回重庆。

当然，戴知道杨受了委屈，此番调他回来，其实是委以重任——负责筹备财政部缉私处。

——很显然，等缉私处成立以后，戴笠当挂名处长，杨蔚就是副处长，主持日常工作。这差事太棒了，比在前线餐风露宿、出生入死可强得太多了，杨真应该好好感谢周伟龙。

不料，杨蔚自己办事不严谨，把个美差办砸了！

乔家才说：“一天，中央通讯社的一位记者跑到海关巷访问，问长问短，问了许多问题，访问完毕，杨蔚一再叮嘱那位仁兄，不可以公开发表新闻，他满口答应，告辞而去。殊不知，新闻记者的目的就是设法套取别人得不到的内幕新闻。抢先独家报导，至于对你的承诺，不一定靠得住。”

这天半夜，杨已经休息了，军统局人事科长李肖白突然打电话来，说：“戴先生要我立刻陪同你到曾家岩。有紧要的事情商谈。你等着，我坐车接你一同去。”

见到杨，戴拿着一张报纸，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你怎么搞的?”

杨莫名其妙，只好问：“什么事情？戴先生！”

戴一把将报纸摔给杨，“声色俱厉”地说：“你看报纸！为什么把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

杨蔚一看报纸，“缉私处长戴笠”几个字赫然写在上面，于是解释说：

“中央社的新闻记者到海关巷访问，我一再叮咛，不能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想不到他不守信用。不过，这张报纸上登载的新闻，并不关系军事机密，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呵！”

戴一听，“气得跳了起来，气呼呼地坐落在沙发上”：“还说没有关系！”

这时，李肖白看事情弄僵了，赶紧出来打圆场，让杨先回去，以后再谈。

乔家才说：“杨蔚从曾家岩戴先生公馆出来，非常懊恼。左思右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意外，把事情弄得这样糟。他很奇怪，戴先生为什么在报纸上看他自己的名字，会生这么大的气。”

对于杨蔚的疑问，乔家才在回忆中说：“戴先生要同志们做无名英雄，他自己也不愿意出头露面，绝不让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要杀敌除奸，仇恨他的人当然不在少数，为了安全，他的行动更不能公开，他的名字不能登载报纸上。”

乔回忆说：“记得民国廿二年，我因请示工作，从太原到了南京，戴先生约我在鸡鹅巷五十三号吃午饭，同席尚有刘戡将军，刘将军任师长，正在江西××，前一天晚上才到南京。吃饭时的大部份时间，是戴先生同刘戡将军谈话。我一边吃饭，一边静静地听。”

席间，戴对刘说：“你昨天晚上到南京，我今天早上就从报纸上知道了。”

刘不知戴想说什么，只“含笑点了点头”。

戴接着说：“如果敌人对你有什么行动，报纸不是供给他们很正确的消息吗？我看，以后你的行动，还是不要让新闻记者知道，不要在报纸上登载好些吧？”

刘恍然大悟，于是说：“是的，你的顾虑很对。”

乔家才说；“这一次午餐，我知道戴先生处处留神，处处小心，不但他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名字不让在报纸上出现，他还劝告朋友，也要小心谨慎。假定杨蔚也听过戴先生这一席谈话，就不会造成这么重大的错误，也不会气得戴先生跳了起来。”

捅了这样一个大篓子，自然，缉私处的差事，杨蔚是不用再想了，只好“引咎辞职”，他觉得：“这回可完了，戴先生不会再用我了，不处分就不错了。”

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杨蔚的新任命发表了，居然是军政部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副处长兼警卫总部总队长。

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也是新近被军统抓在手里的单位，原来并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其成立，与兵工厂的大量内迁有关。

军政部兵工署成立于1928年，第一任署长由军政部次长张群兼任，第二任是陈仪，但他俩任职时间都不长；第三任即博士军人俞大维，俞干得时间可长！从1933年到1944年，几乎经历了整个抗战。

在早先，兵工厂散处各地，且有自己的安保体系，外界无从插手。抗战爆发以后，原地处东南的各兵工厂必须全部迁至内地，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巨大工程，也是俞大维对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曾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作的王奂若回忆说：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我京沪及沿海地区，易遭受敌海空军袭击，为配合长期抗战，遂奉命将原设在东南地区各兵工厂、所陆续西迁后方。当时运输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迅速完成迁厂工作，继续生产，实非易事。”

在当时迁移的兵工厂中，就有一部分是西南运输处抢运的，慕予回忆说：

“宋子良把长常合并为沅陵分处，随即又把正副处长抽到滇缅路去，打算必要时杷沅分处也撤消时，兵工署长俞大维忽于39年3月间迭电要沅分处为他抢运寄存在烟渓的汉阳和烟溪两个兵工厂的设备。沅分处在辰溪东面的大江口设运输站，利用大江口东至烟溪的艰难万分的水陆接驳，运到十一月间，终把那由无数人民血汗换来的两个兵工厂设备，抢运出四万多吨至贵阳。”

到1940年左右，重庆集中了大批兵工厂，成为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很自然，安全就成为大问题，沈醉说：

“在此以前，各兵工厂均有自己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军统才直接插手掌握这个部门的工作。当时从各地迁到四川和重庆等处的兵工厂很多，对这些数以万计的工人，一下子集中到了重庆，蒋介石对此感到不安。”

这种情况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于是即向蒋建议，应加强对各兵工厂的警戒。沈醉说：

“当时国民党的兵工署是俞大维的天下，俞自恃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不希望别人插手到他的势力范围内。原来一些兵工厂分散在各地，问题不显著，抗战时一下子集中在陪都的约有半数，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向俞大维指出：如不好好注意，一旦被×××渗入活动，那时便无法再控制。为了及早防范，叫他和戴笠合作，把对付×××的工作交与军统，俞只负责整个行政和技术、生产方面的工作。经蒋介石说明后，俞只好答应让军统插入。在他和戴笠商定组织这个处的章程中，便公开提出，是为了防止×××渗入兵工厂发展组织进行活动。”

1940年春，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成立，经慎重考虑，戴笠令张师担任处长。

张师，字行琛，1903年生，江苏丹阳人。

张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最终毕业于克拉克炮兵学校。

前面说过，张师也是托派，1928年，张与梁干乔一起在上海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任其“全国总干事会”宣传部长。

1930年5月，在托派的内斗中，梁与张均被开除，此后张转入另一个托派组织“战斗社派”，不久即进入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并随调查课转入特务处。

张师也是文武双全的人物，戴笠十分器重，曾短时间当过特务处的书记长，后改任上海区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