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588)

陈恭澍回忆上任当天的情形时说：

“上到二楼，有一间能容二十多人的大厅，厅内，摆了一张大条桌，铺上一块蓝布可以开会，拿掉那块蓝布，也可以开饭。大厅的周围，有好几个门，朝着楼梯口的一间，就是这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处办公室了。靠窗子的一张有七只抽屉的大写字台，是毛人凤先生坐的；进门右侧，是一张五个抽屉的写字台，由第二处长何芝园先生使用，与这两张写字台成犄角之势的，还有一张只有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原是给局本部‘书记长’周伟龙预备的，据说他连坐都没有坐，看了一眼就拂袖而去了。现在，指定给我用，也就成为军统局第三处长的宝座了。”

从陈的回忆来看，很显然地，周伟龙并没有真正地“到任视事”。

正因为周不肯干，才在此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潘其武“抬轿子”事件，毛人凤成为代理主任秘书，接着，毛又反过来保荐潘为“副主任秘书”。

事实上，周伟龙也不适合干这个工作，案牍劳形，毛人凤甘之如饴，周却懒得受这个罪。

——也正因为周受不了这个罪，十年之后，毛才有机会将周置于死地。

此后不久，周入中训团第三期受训，戈士德说：

“此时周伟龙奉调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总共五个人，其中有胡子萍，以后每期调训二十人。”

巧得很，在这五个人中，又有陈恭澍，不过陈在回忆并未提及有周，只是说：

“一个月的时间，说快转瞬即届。就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结业的当天晚上，大概是在二十八年七月底吧，戴雨农先生派人知会我，指定下午七点钟到他的公馆吃晚饭，通知中没有说明事由，而我们军统局同时受训的五个人中，也只有我一人被邀请，这说明并不是例行的邀宴性质了。”

特别要说的是，据戈士德回忆，正是在这次受训之后，周与戴产生了隔阂，戈说：

“周伟龙在中央训练团出来，对戴笠发生离心，动机始终弄不清楚，他秘密具文报告贺耀组，要求成立湘粤桂边区挺进总队，编制三千人。”

按：入黄埔之前，周系湖南陆军第三混成旅上尉参谋，旅长谢国光属于“湘军”中谭延闓一派，与唐生智，贺耀组都有极深的渊源。

当时贺耀祖是军统局挂名局长，但不管事，可以想象，给他写报告，没有任何用处。

不过，在戴笠，似乎并未动摇对周的信任，因此后不久，戴即派周接替了俞作柏的忠救军总指挥一职。对此，戈士德说：

“戴笠自然掌握了这种新情况（指周暗地里与贺耀祖联系），可是并不点破，而是采取主动，把忠义救国军交给他，不仅部队整编，干部调遣，授以全权，不为遥制，而且令其先行赴湘，在工作同志圈子以外，在湘籍亲友故旧中自行物色干部，戴笠取道黔阳，主持特警班毕业典礼，与工作分发，在衡阳松木塘会合，周伟龙物色了十余人，戴笠亲自接见，予以鼓励。”

对此，戈士德评价说：“这是逾格放任，戴笠对干部之掌握是非常切实而认真的。”

事实上，在忠救军成立之初，周伟龙就反对俞作柏出任总指挥一职，戈士德回忆说：

“戴笠以俞作柏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认为革命武力不宜交给外人，曾电戴笠表示不满。其实当年用刘志陆（陈炯明之悍将，曾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之军长）、俞作柏（曾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为总指挥，以现在流行语来说：正是闯码头要先打出知名度，一两团兵力，挤在五百万国军中，成得了什么气候。戴笠常说：‘借尸还魂’，不仅是专指公开机关的掌握与运用，人事安排，其意义亦有相通处。”

因周、俞之间的这番“过节”，此次“换马”，戴笠处理得极为慎重，戈士德回忆说：

“戴笠到了金华，召开著名的北山会议，召集总指挥俞作柏暨敌前敌后主要干部来金华开会，周伟龙以苏浙行动委员会代书记长名义，先赴前方视察，待部队掌握确实以后，再发表为总指挥。俞作柏调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

按：“北山会议”召开于1939年12月，文强是该次会议的秘书长，他后来曾回忆说：

“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正在紧锣密鼓地筹组南京汪伪汉奸政权之际，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面，于1939年12月，在浙江金华召集过一次五省特务头目的聚会‘北山会议’（又称东南五省会议）。”

当年12月18日，戴笠曾给息训班负责人胡靖安发过一通电报，指示该班工作，其中曾提及：“弟因东南工作，急待整理与策进，故年内恐不克赶回重庆。”指的就是北山会议。

1940年，周伟龙接任忠救军总指挥。

当时，忠救军的几个头头，除参谋长徐光英之外，副总指挥杨蔚、政训处长文强，以及多数纵队、支队长，都是黄埔出身，其中杨、文与他还是四期的同期同学，按说，应该很容易相处。

但很奇怪的是，周伟龙却看这些人不顺眼。

——也不奇怪，周的眼里，本就没有顺眼的人！

戈士德回忆说：“周伟龙在忠义救国军两年，内部颇不协调，几个副总指挥都反对他。他更认为上海文强（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上饶郭履洲（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司令，原任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早在汉口时，以特务处军事股长负责忠义救国军之组织筹划事务）、重庆杨蔚（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原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兼淞沪指挥部指挥）组织三角同盟联合反对他。”

戈士德说：“激起干部反对因素，除了他飞扬跋扈，言莫予违的领导作风外，最主要的为他坚持精兵政策，忠义救国军在沦陷地区已发展为四个纵队，二十六个支队，总兵力两万九千人，分布于浦东、太湖，及京沪、沪杭铁道、京杭国道一带，周伟龙坚要缩编三个教导团，集中孝丰整编训练，编余部队拨交军方，敌后番号，统统裁撒，敌后基础几乎瓦解。”

军统干部李甲孚曾在忠救军工作，他说：“戴笠遂于一九四零年三月，将忠义救国军整编为三个支队，均按步兵团新编制编成，以浙江孝丰、于潜，昌化及安徽广德为根据地。”

乔家才说：“民国廿九年，忠义救国军俞总指挥作柏调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由周伟龙接任总指挥。他到达总指挥部，第一个措施，就是把澄锡虞地区淞沪指挥部所指挥的全部队伍调往浙西整训。”

从这时起，“澄锡虞”这块根据地，就算丢了，对此，乔家才痛心地说：

“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并非易事，是一点一滴血，一点一滴汗的积累。不派得力的接防部队，而把整个原有的部队调走，无异放弃了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这段时期，戴笠对周伟龙可谓格外曲予优容，戈士德说：

“所以这两年（周任忠救军总指挥两年）的功罪难说得很，而戴笠对他的支持和信心始终不渝，凡是反对他的人统统调开，另作安排，凡是攻讦他的话，亦听不进去。”